● 本來為了滿足一些特定人群在醫院就診時的陪伴需求而產生的陪診師，正在悄悄變味兒——一些陪診師以陪診之名，行營銷之實，倒賣醫師就診號源，擾亂醫療秩序
● 不管是否提供陪診服務，任何形式的醫師就診號源倒賣，不論加價多少，即便是微不足道的一元錢，也應被認定為倒號行為，不僅違反了市場規則，還觸犯了打擊黃牛倒賣醫院號源的相關規定
● 需要進一步完善相關法律法規，明確陪診師行業的法律地位和監管要求。加強行業自律和誠信建設也必不可少，通過建立健全行業標準和行為規范，促進行業健康發展
剛發燒病愈一個多星期，北京市民王鑫的女兒再次發燒、咳嗽。擔心轉為肺炎，王鑫立即帶著孩子到家附近一家私立兒童醫院，沒想到臨近下午5點，早上掛出去的幾十個號還沒有看完。他又帶著孩子輾轉至附近一家公立醫院，被告知只能看急診，不能拍片子查看肺部情況。
情急之下，王鑫在某社交平臺發布求助帖，很快就有號稱“陪診師”的人私信他，“可以幫忙掛號今日××兒童醫院”“掛號服務費500元”。
“為什么我們掛不上號，是不是和這些所謂的‘陪診師’搶占號源有關？陪診師提供掛號服務，和‘黃牛’性質有何區別？”王鑫發出一連串疑問。
《法治日報》記者近日調查發現，本來為了滿足一些特定人群在醫院就診時的陪伴需求而產生的陪診師，正在悄悄變味兒——一些陪診師以陪診之名，行營銷之實，倒賣醫師就診號源，擾亂醫療秩序。
受訪專家指出，陪診師可以提供陪診就醫、代辦問診、取送各種檢查報告、幫助買藥、預約檢查等服務，如果在這個過程中出現任何形式的醫師就診號源倒賣，不論加價多少，都應被認定為倒號行為，違反相關規定。在此背景下，細化服務需求、界定服務邊界、規范陪診服務、健全就醫保障體系刻不容緩。
指定專家號已掛滿
加價數百元可掛上
記者以患者家屬身份，通過某社交平臺，聯系了7名自稱陪診師的賬號，這些賬號經常在該平臺分享自己的陪診心得和注意事項。
當記者提出能否搶到××醫院××科室專家號時，5名陪診師均給出肯定回復：“可以，把你的需求發給我”“可以安排，有醫保嗎”“要哪個醫生”“可以的，私聊加v”……
記者稱：“我家親戚這幾天想來北京看看腰，聽說某醫院很不錯，但近一周的號都被掛滿了，有什么辦法嗎？”
該陪診師向記者詳細詢問了患者癥狀：“這家醫院是專門看骨科的醫院，患者腰受過外傷嗎，是腰椎間盤突出還是腰椎損傷，在當地做過核磁嗎？”
在記者逐一回復后，這名陪診師又說道：“既然咱們認識了，我就能讓你少走一點彎路。你提前把當地的核磁影像和報告準備好，咱們掛一個看腰椎的號就能解決問題。”
記者借勢提問：“但是我看一周內的號都被約滿了，如果這兩天就想來看怎么辦？”
陪診師回復道：“你想找指定專家，還是只要看腰椎的醫生都行。”
聽記者說“要看腰椎還不錯的專家”后，陪診師說：“可以幫你掛到號。我們這邊有技術有團隊，只要你想看，我就幫你協調。”
當記者提出“第二天就想看”后，陪診師直接報價“掛知名專家號服務費600元，其他醫生500元，掛號費到醫院再付”。
“這都是實打實的掛號單，到時系統里有患者的名字，有掛號成功的信息。你不是現在看著都滿號嗎？通過我這個渠道，可以把患者信息錄入系統，然后你去醫院看診就行了，我只收服務費。”陪診師說。
宣稱擁有特殊渠道
提前布局輕松掛號
上述陪診師和“后臺技術團隊”溝通后告訴記者，“第二天只能掛到副主任醫師”。記者注意到，在掛號平臺上，陪診師給出的5名候選副主任醫師也是“滿號”狀態。
“不能掛到知名專家的號嗎？”記者問道。
“3天后，知名專家的特需門診號可以約到。”為了促成此單，陪診師進一步向記者“推銷”，“副主任醫生就算該領域專家，這些都不是普通號。某些醫生雖然是知名專家，能力會更強一些，但如果排他的手術，就會排很長時間。副主任醫師一般40多歲，做手術的精力比較充沛，排隊時間也不會太久，如果要考慮到有后續治療，就盡量不要去找太知名的醫生。”
或許是擔心記者仍有顧慮，該陪診師又換個角度繼續解釋道：“我從事陪診服務4年了，幫患者解決了很多實際問題，患者有時來不了的，都是我拿著他們郵寄過來的片子和報告去給醫生看，不管是去普通門診還是特需門診，對癥的專科大夫給的意見都不會差。”
記者提供患者的相關信息并支付了500元服務費，幾分鐘后便收到指定醫院的短信驗證碼。記者將驗證碼提供給陪診師后，很快就收到了預約成功的短信和掛號單，時間、科室、主治醫師都與前期和陪診師溝通的一致。
也就是說，在官方系統顯示這名醫生原本已經預約滿員的狀態下，陪診師經過一番操作依然能夠順利掛號。
次日一早，記者按照陪診師的要求，用患者的身份證到門診處辦理京醫通卡，并在自助機上繳費60元取就診號，上午11點左右與醫生見面。整個流程與正常掛號并無差別。
在排隊至就診過程中，陪診師與記者保持聯系：“提前把病歷和問題準備好，充分利用好就診時間”“上午11點停止取號，10點到醫院就可以”……
在候診區，記者遇到一對來自安徽的祖孫，孫女陪著奶奶過來治療腰椎間盤突出，她們與記者掛了同一個專家號。記者問怎么掛上號的，對方回復說：“專家號太難掛了，我們提前半個多月在網上預約，正常的號早就沒有了，這還是加的號，上午看不了，得等到下午才行。”
記者注意到，加號的患者在叫號臺上的顯示方式與正常預約不同，會在患者名字后面多一個“加”字。記者將自己的掛號單與通過正常途徑搶到號的患者的掛號單進行比較，發現形式一致，并無“加”字。
同一位專家的號，同樣在平臺預約，為什么患者掛不到，陪診師卻能掛到呢？對此，上述陪診師回復稱，掛號平臺放號的時候，靠患者自己搶很難搶到專家號，“我們有特殊渠道，找關系提前留好了號，所以才可以輕松地通過平臺掛到專家號”。
倒賣醫師就診號源
屬于黃牛倒號行為
陪診師究竟能不能提供掛號服務？
在中國政法大學醫藥法律與倫理研究中心主任劉鑫看來，不管是否提供陪診服務，任何形式的醫師就診號源倒賣，不論加價多少，即便是微不足道的一元錢，也應被認定為倒號行為。這種行為不僅違反了市場規則，還觸犯了國家衛計委、公安部以及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聯合發布的打擊黃牛倒賣醫院號源的相關規定。
中國衛生法學會常務理事、北京華衛律師事務所副主任鄧利強指出，一些陪診師長期在醫院活動，往往能夠洞悉醫院的一些內部機制，甚至利用一些不正當手段干擾正常的就診秩序。
“他們通過搶占號源、利用管理漏洞等方式，使得原本應由患者預約的號源迅速轉到他們手中，并在短時間內高價轉售。”鄧利強認為，這種利用醫院資源牟取私利的行為，無疑是對就診秩序的嚴重破壞，應被明確界定為“黃牛”行為。
采訪過程中，有業內人士坦言，陪診師準入門檻低，缺乏統一、專業的管理，服務質量參差不齊。隨著陪診市場規模增大，一些“黃牛”“醫托”或醫藥代表也以陪診之名，行營銷之實，擾亂醫療秩序，因此有規范的必要。厘清了誰來規范，誰來處罰，陪診師的規范化、專業化發展就解決了一大難題。
受訪專家也擔憂，與過去打擊“黃牛”行為相比，陪診師職業的存在使得辨別工作變得更加困難。
鄧利強說：“‘黃牛’倒賣就診號行為在交易過程中可以被公安機關取證并打擊，而陪診師則往往難以界定其違法性質，由于線上實名制預約的方式已經比較普遍，目前社會對‘黃牛’倒賣行為的關注度已經降低，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對陪診師行業中違法行為的打擊力度。醫院作為事業單位，其保衛處沒有對外執法的能力，因此打擊陪診師行業的違法行為需要有關部門積極行動。”
服務邊界尚需界定
行業規范亟待健全
在今年1月份的上海“兩會”上，有政協委員關注到了陪診行業目前存在的問題，給出了《規范陪診服務，健全就醫保障體系的提案》。
該提案指出，由于目前陪診服務缺乏相應的準入標準和監管規范，陪診服務的邊界存在灰色地帶。如何細化服務需求，界定服務邊界，并提供服務保障，規避亂象，做好陪診服務管理，已成為迫切且必須解決的社會建設新課題。
該提案建議，推動陪診行業資質認定，落實各方監管責任。同時探索保險償付機制，將有準入資質的陪診人員的陪診服務或陪診環節的部分服務納入基本醫保范疇。另外還應加強屬地、行業的綜合監管，對陪診行業的資質審查、實名認證、規章制度、服務類別、服務流程、服務內容進行規范。
在劉鑫看來，陪診行為雖然發生在醫院，但并不屬于傳統醫療服務的范疇，因此難以由醫療部門直接出臺規范性文件。同時，由于陪診服務具有小眾性和特殊場合性，市場監管部門也很難針對其制定專業性的標準。建議有關部門，尤其是醫院，應在醫院門診大堂或官方網站發布相關提示和風險警示，提醒陪診服務提供者和需求者簽訂書面合同，以保障雙方權益。
“陪診服務本質上是一種市場需求驅動的輔助性活動，主要服務于不熟悉醫院流程或行動不便的老年人，由于目前缺乏統一的行業標準，陪診服務應依據民法典中有關合同的要求進行規范，雙方通過簽訂合同明確各自的權利和義務。只有這樣，才能在遇到問題時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陪診服務人員也要注意保護自身的權利。”劉鑫說。
鄧利強指出，目前陪診師行業尚未形成規范，群體相對分散，缺乏統一組織。此外，陪診服務往往是基于市場自行商議的價格，缺乏明確的行業標準。因此，需要進一步完善相關法律法規，明確陪診師行業的法律地位和監管要求。加強行業自律和誠信建設也必不可少，通過建立健全行業標準和行為規范，促進行業健康發展。
此外，考慮到目前提供陪診服務的除了純市場化的社會陪診人員外，還有純公益性的醫院志愿者，鄧利強建議，充分利用現有體系和資源，加強志愿者隊伍建設，發揮社會力量的作用，為老年人提供陪診等幫助。這樣不僅可以解決一部分陪診需求，還能體現社會服務的公益性質。（法治日報記者 趙麗 實習生 李紀凡）
（責任編輯：蔡文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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