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知對方搞電詐仍向其出售出租本人銀行賬戶、支付賬戶或電話卡，“刑不刑”？未成年人、在校學生成了電詐“幫兇”，怎么處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日前發布關于辦理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等刑事案件有關問題的意見，提醒公眾謹防掉進幫信罪的坑。
堅持寬嚴相濟 確保罰當其罪
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簡稱“幫信罪”），是2015年11月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九）新增罪名。近年來，圍繞電信網絡詐騙等信息網絡犯罪形成了一系列黑灰產業鏈，其中幫信犯罪成為重要一環。
據介紹，當前幫信犯罪的被告人呈現低齡化、低學歷、低收入、初犯比例高的“三低一高”特點，35歲以下被告人占比超過80%，25歲以下被告人占比三分之一，特別是未成年人、在校學生群體涉案問題突出。
“一些電詐犯罪團伙大量收購他人實名電話卡、銀行卡，甚至組織、利用未成年人、在校學生、老年人等群體實施犯罪。”公安部刑偵局副局長鄭翔說。
針對上述情況，此次發布的意見明確堅持寬嚴相濟，對于未成年人、在校學生，以及處于犯罪鏈條末端、情節較輕的人員，依法從寬處理。但“依法從寬”絕不是“一放了之，不管不顧”，“不刑”不是“不管”，免刑并非免責。
一起案件中，在上海某職業技術學院就讀的被告人高某，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仍組織在校生顧某和未成年在校生師某等向他人出租銀行卡。
三人歸案后，高某被判有期徒刑八個月，緩刑一年。檢察機關依法對顧某、師某分別作出相對不起訴和附條件不起訴決定，并督促學校嚴格管理教育，避免再犯。
“司法辦案中，對一般參與人員、被誘騙實施犯罪的人員特別是未成年人、在校學生等，對積極退贓退賠的人員、積極配合辦案機關追查相關犯罪的人員依法從寬懲處。通過在辦案中彰顯刑罰強有力震懾和教育挽救功能，實現刑罰治理效果最大化。”最高人民檢察院經濟犯罪檢察廳副廳長張建忠說。
該寬則寬，當嚴則嚴！
意見明確，對于組織性、職業性和跨境協同實施的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行為，以及實施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等犯罪的組織者、策劃者、指揮者、骨干成員等，依法從嚴懲處。
同時，意見列明了從嚴懲處的情形，包括跨境非法提供技術支持或者幫助、利用“深度合成”等人工智能技術實施犯罪等。
突出“綜合認定” 防止“一概而論”
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長汪斌介紹，當前幫信犯罪打擊治理難度日益增大，涉“兩卡”犯罪案件數量仍處高位，幫信犯罪職業化、跨境化特征明顯。實踐中，還存在法律適用和政策把握不夠統一等問題。
在幫信罪的認定中，判斷行為人是否“明知”，是否符合“情節嚴重”是定罪量刑的關鍵。
“兩高一部”意見提出，準確把握行為人是否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是否為他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提供幫助、行為是否屬于“情節嚴重”等，綜合認定行為人是否構成幫信罪。
在一起典型案例中，朱某某明知沈某某系“跑分”洗錢團伙成員，仍將自己的2張銀行卡及身份證提供給沈某某，為洗錢團伙轉移詐騙資金并獲取報酬。檢察機關經過公開聽證，考慮到朱某某犯罪所得資金不足5萬元，且系從犯、有自首情節、自愿認罪認罰、退出全部違法所得等情況，依法對其作出相對不起訴決定。朱某某隨后受到行政拘留10日、罰款等處罰。
在涉“兩卡”幫信犯罪案件中，應先行查證流入資金中被幫助對象涉嫌犯罪金額等是否達到被幫助對象實施的相關信息網絡犯罪認定標準，防止僅依據行為人的行為符合“情節嚴重”一項情形，即一概認定構成幫信罪。
浙江省寧波市人民檢察院第二檢察部副主任單銘君表示，如何穩妥把握“明知”和“情節嚴重”，防止片面和絕對化導致“客觀歸罪”，對認定罪與非罪至關重要。
“意見進一步明確了幫信罪的主觀‘明知’認定規則和涉‘兩卡’幫信罪‘情節嚴重’的認定標準，并且突出強調了對‘卡頭’‘卡商’的打擊，減少基層辦案中的爭議和不確定性，具有很強的指導性，有助于提升基層檢察院辦案精準度和效率。”單銘君說。
嚴懲行業“內鬼” 強化綜合治理
薛某是福建廣電網絡集團某分公司站長和該公司防范打擊電信網絡詐騙工作專班成員，卻為了牟取非法利益協助電詐人員辦理電話卡，成為“內鬼”。
法院在對薛某判處有期徒刑并處罰金的同時，還作出禁止薛某在刑罰執行完畢之日或者假釋之日起五年內從事通信運營類相關工作的處罰。
“對此類行業‘內鬼’依法懲處并宣告職業禁止，同時向涉案單位制發司法建議，促推涉案單位加強內部監管，壓實主體責任，筑牢守護人民群眾財產安全的‘防火墻’。”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副庭長王魯說。
打擊治理幫信及相關犯罪是一項系統工程，依法嚴厲打擊犯罪的同時，更需要實現系統治理、綜合治理。
此次發布的意見，在依法做好行刑銜接和落實職業禁止、禁止令之外，要求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在辦案過程中發現金融機構、電信業務經營者等存在系統性風險隱患的，應當及時制發司法建議書、檢察建議書，并會同有關部門加強落實監督。
“意見既強調‘抓末端，治已病’，寬嚴相濟精準施策，也強調要‘抓前端、治未病’，實施系統治理策略，打好‘組合拳’；這既為強化打擊幫信犯罪效果提供了制度保障，也將對遏制犯罪行為花樣翻新、清除犯罪滋生土壤產生積極作用。”中國政法大學教授熊秋紅說。（新華社“新華視點”記者劉碩、齊琪）
（責任編輯：蔡文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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