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此類行為并不鮮見。這些網絡直播平臺和網絡主播為何敢于冒險做偷拍類直播？難道是無法可依？
對此，鄭寧給出了否定的答案。鄭寧說：“相關部門目前已經在初步商議制定網絡直播管理辦法，同時北京市多家直播平臺簽訂了《北京網絡直播行業自律公約》。但是目前仍存在一些不正當的直播現象，主要是因為執法監管力度不夠，公民的法律意識淡薄。”
“我國現在專門的規章制度有《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加強網絡信息保護的決定》《互聯網信息服務管理辦法》，這些規章制度對于涉事主播與所在平臺所承擔的責任都進行了明確規定，但還有需要完善之處。”對此，張韜也認為，我國在該領域的相關監管或處置力度需要加強，主要是現行法律的規定存在一定程度的滯后性，無法完全跟上社會、技術發展的步伐，應對這種新型網絡侵權行為的制度尚未完善，并且我國現在對該類侵權行為只能依賴于事后監管，往往只能在侵權行為發生后對行為人進行處罰，由于該類侵權的及時性，想要對其進行事前監管難度較大。
除了相關監管部門要做到實時監管，鄭寧認為，直播平臺、網絡主播多方都要承擔責任，“要明確直播平臺和網絡直播者應承擔的法律責任，就要杜絕監管部門選擇性執法、運動式執法的現象，避免一些直播平臺做‘避避風頭’的表面文章，一旦風聲過去，違法行為便‘死灰復燃’。因此，我國必須要建立一套長效的運行機制，依靠政府部門監管、互聯網企業平臺自我監管、政府和企業聯合監管的方式，凈化互聯網平臺，形成完整的監管體系。同時，也需要多樣性的監管手段，不能進行簡單的處罰。要將剛性處罰和柔性手段相結合。比如，針對情節較輕的行為，可以進行行政指導，通過提示、教育、警示的手段，預防其發展成為惡性的犯罪行為”。
同時，朱巍向記者表示，要進一步完善互聯網內容相關的分級制度和“黑名單”制度。
“網絡直播平臺不同于電影、電視節目，缺少審查機構，所以很有必要進行分級。因為網絡直播內容魚龍混雜，不好控制，那么就要從端口進行控制。如果有不遵守分級制度的平臺，就要將整個平臺進行取締。”朱巍說。
對此，張韜向記者透露說，針對互聯網中存在的此類問題，政府部門、專家學者已經對互聯網內容的分級給予了足夠關注，相關部門也已經在探索建立相應的分級制度。其實，在一些領域內已經出臺了一些內容分級制度，比如《綠色游戲推薦標準》就是對游戲的內容進行分級。由于網絡直播在國內發展時間較短，統一的分級標準還未建立，相關部門已經采取相應的措施，對其進行相應調整。
“不過，由于網絡直播進入門檻較低，從業人員身份復雜，投資成本較低，從業人員可以轉換身份角色，再次從事直播行業，這給網絡監管造成了一定的困難。”張韜說。
（責任編輯：盧相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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