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９月３日電（記者羅爭光、王茜）全國人大常委會３日表決通過決定，授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在１８個城市開展刑事案件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試點工作。在３日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兩高相關部門負責人就試點工作的熱點問題，進行了回應。
“從寬”的幅度如何把握？
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庭長沈亮在回答這一相關問題時表示，認罪認罰從寬跟刑法第６７條所規定的自首從輕一樣，是指可以從輕，但不是一律從輕。刑法所規定的自首，并沒有限定某一類案件適用，某一類案件不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也一樣，沒有特定的案件范圍限制。
沈亮說，人民法院對刑事案件被告人量刑主要是根據犯罪事實、犯罪性質、情節和社會危害程度來考慮，認罪認罰案件也要遵循刑法量刑的基本原則。認罪認罰案件也必須確保寬嚴有據、罰當其罪，避免片面地從嚴和一味地從寬。對犯罪性質惡劣、犯罪手段殘忍、社會危害嚴重的犯罪分子，其坦白認罪不足以從輕處罰的，也必須依法嚴懲。
如何避免“權錢交易”？
最高人民檢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主任萬春在回答這一相關問題時說，要防止這類問題，第一，要堅持證明標準。辦理認罪認罰案件，仍須按照法定證明標準，依法全面收集固定證據、全面審查案件，堅持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嚴把事實證據關和程序關。第二，要規范訴訟程序。必須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享有的辯護權和其他訴訟權利，同時還必須認真聽取被害人及其代理人的意見。第三，要加強監督制約。公檢法三機關要認真貫徹刑事訴訟法規定的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的原則，確保認罪認罰案件的辦案質量。第四，要強化責任追究。對于法院、檢察院、公安機關工作人員在辦理認罪認罰案件中，有刑訊逼供、暴力取證或者權錢交易、放縱犯罪等濫用職權、徇私枉法的情形，如果構成犯罪的，應當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尚未構成犯罪的，要依法給予行政處分或者紀律處分。
會不會出現犯罪嫌疑人被迫認罪認罰？
萬春在回答這一相關問題時表示，辦理認罪認罰的案件必須確保當事人認罪認罰是自愿的。對偵查過程中是否自愿認罪，取證過程是否合法，有沒有刑訊逼供這類違法行為，檢察機關必須加強法律監督，作為重點的審查內容。同樣，檢察機關起訴到法院的案件，法院在法庭上仍然是要向被告人告知訴訟權利，明確其認罪認罰的法律后果，同時重點審查其認罪的自愿性和認罪過程的合法性。如果在偵查過程中通過刑訊逼供等手段造成認罪的，一是要糾正違法行為，同時認罪的供述不能作為認定犯罪的證據使用。
萬春補充說，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可以在偵查、審查、起訴和審判各個階段進行認罪認罰。之前認罪認罰事后又反悔的，也是其享有的權利。如果反悔以后，在確實明確了自己到底享有哪些訴訟權利，明確了認罪認罰的后果以后，又重新做了認罪認罰供述，還繼續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如果反悔以后不再認罪認罰，就進入普通程序處理。同樣，在認罪認罰案件判決后，犯罪嫌疑人認為受到了錯誤的引導，或者基于錯誤認識認罪認罰的，也可以提出上訴。
是否會出現試點地區和非試點地區“同案不同判”？
萬春在回答這一相關問題時表示，認罪認罰從寬不是無邊的從寬，前提是必須適用刑法對于各個具體罪名的規定，是在法律規定的幅度內進行從寬，所以不會有嚴重突破法律的情況發生。我們還會會同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具體實施辦法，將來要進一步完善量刑指南，使得在適用從寬幅度上有更加明確、具體的依據。
沈亮補充說，對類似案件，非試點地方在法律規定的幅度內，也要按照法律的規定酌情考慮認罪認罰從寬。
應如何看待特殊情況下“偵查機關可以撤銷案件”？
萬春在回答這一相關問題時表示，這是借鑒了國外司法實踐的經驗，主要適用于犯罪嫌疑人有特別重大立功，不追究其刑事責任，更有利于維護外交、國家安全、反恐等重大國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特殊案件。對于符合認罪認罰條件的這類特殊案件，檢察機關經過最高人民檢察院批準，可以撤銷案件或者不起訴，檢察機關也可以經過最高檢的批準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犯的數罪中一項或者多項提起公訴，但必須依法追繳違法所得。
如何保障被害人的權益？
沈亮在回答這一相關問題時表示，辦理認罪認罰案件在保護被告人合法權益的同時，也要保護好刑事被害人的合法權益。試點方案強調刑事被害人的有效參與，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辦理認罪認罰案件，應當聽取被害人及其代理人的意見，并將被告人與被害人是否達成諒解協議作為量刑的重要考量因素，要敦促刑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向被害人賠禮道歉，退贓退賠，賠償損失，保障被害人盡早獲得損害賠償和心理安撫，有效地減輕訴累，及時化解矛盾，修復社會關系。
（責任編輯;盧相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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