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把從嚴懲治腐敗放在突出位置，堅持有腐必反、有貪必肅，僅2016年1月至11月，就從70多個國家和地區追回外逃人員908人，追回贓款23億余元。
“追逃與追贓工作相輔相成。追逃若不徹底，就意味著犯罪分子找到了避罪的天堂，逍遙法外。追贓若不徹底，就必然會助長更多的腐敗分子攜款外逃。”最高人民法院刑二庭庭長裴顯鼎坦言，已有的立法及相關司法解釋對違法所得沒收程序規定比較原則，法律適用存在較多困惑，難以滿足辦案需要。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今天聯合發布《關于適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違法所得沒收程序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規定)，明確了認定犯罪事實、申請沒收的財產與犯罪事實關聯性的證明標準等內容，為司法實踐中適用違法所得沒收程序提供了直接依據。
明確違法所得認定標準
司法實踐中對違法所得的認定，特別是轉變、轉化后的財產以及添附個人生產經營后形成的收益能否認定為違法所得，普遍存在疑問。
比如國家工作人員收受賄賂后，將違法所得用于購房、購買書畫、玉石珠寶、投資股票或者開設公司等，其投資形成的財產是否屬于違法所得或者其他涉案財產？對于增值部分是否應當沒收？
規定明確，通過實施犯罪直接或者間接產生、獲得的任何財產，應當認定為違法所得。違法所得已經部分或者全部轉變、轉化為其他財產的，轉變、轉化后的財產應當視為違法所得。來自違法所得轉變、轉化后的財產收益，或者來自已經與違法所得相混合財產中違法所得相應部分的收益，應當視為違法所得。
最高檢法律政策研究室主任萬春認為，過去違法所得的范圍界定不清，特別是當違法所得部分全部轉變、轉化為其他財產或者與合法財產相混合的情況下應當如何處理，沒有明確規定。新規定的實施有利于防止犯罪嫌疑人通過將違法所得轉變、轉化為其他財產或者與合法財產相混合等方式，掩飾、隱瞞違法所得及其收益，從而逃避追繳。
電信詐騙可沒收違法所得
根據刑事訴訟法的規定，違法所得沒收程序適用于貪污賄賂犯罪、恐怖活動犯罪等重大犯罪案件。司法實踐中，對于可以適用違法所得沒收程序的貪污賄賂犯罪一般采取狹義的理解，認為主要是貪污罪和受賄罪。
規定進一步明確了違法所得沒收程序適用于5類案件，包括貪污、挪用公款、巨額財產來源不明、恐怖活動犯罪案件等。
近年來，電信、網絡新型詐騙案件高發頻發，每年發案30余萬起，給被害人造成幾百億元損失。資料顯示，一次被騙數百萬元、數千萬元的案件屢屢發生，最高單筆被騙數額高至1.06億元。
據萬春介紹，此類案件具有犯罪嫌疑人與被害人無實際接觸、跨區域甚至跨國境實施、犯罪嫌疑人到案困難等特點。目前，公安機關偵辦的電信詐騙案件，相當部分的犯罪嫌疑人潛藏在國外，難以抓捕到案，案件無法進入審判程序，導致涉案賬戶的被騙資金無法返還。
值得一提的是，規定將電信詐騙、網絡詐騙兩類特殊詐騙案件也明確納入違法所得沒收程序的受理范圍，回應了群眾期待。
借鑒優勢證據證明標準
記者發現，此次出臺的規定明確，申請沒收的財產具有高度可能屬于違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財產的，應當認定為屬于違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財產。這一規定借鑒了優勢證據的證明標準，在以往司法解釋中并不多見。
據了解，優勢證據證明標準適用于檢察機關沒收違法所得的申請，根據“誰主張、誰舉證”的舉證原則，只要檢察機關提出的證據證明，申請沒收的財產具有高度可能屬于違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財產，除返還被害人以外，就應當沒收。
萬春告訴記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違法所得的沒收程序是刑事訴訟法規定的一個特別程序，與普通刑事訴訟程序有很大的區別。其中，依普通刑事訴訟程序需要查明的是被告人的犯罪事實，適用的是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證明標準。而違法所得沒收程序的基本法理依據在于“不讓犯罪分子通過犯罪獲得任何收益”，需要查明的是申請沒收的財產與犯罪事實之間的關聯性。
萬春解釋說：“這類犯罪主體涉案在逃，一些具體的犯罪事實也難以一一查實，因此，違法所得沒收程序無必要采用刑事訴訟排除一切合理性懷疑的證據標準和證明體系，而采用的是高度蓋然性的證明標準。”
本報北京1月5日訊 記者 劉子陽
（責任編輯：盧相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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