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侵犯公民個人信息類犯罪產生新變化，主要表現為：犯罪手段從傳統的線下非法收集獲取公民個人信息，通過線上方式售賣獲利，轉向在部分軟件中非法獲取具有一定要素但不能明確界定種類性質的部分信息（如隱去特定位數的不完整身份證號碼、打車記錄、網購記錄、不完整的手機特定時段基站定位信息等）后，通過線上非法提供的數據庫內容，利用多個大數據模型等碰撞比對，根據特定買家要求予以加工分析，最終形成定制化公民個人信息，進而在線上售賣獲利。
新型侵犯公民個人信息行為的表現形式。根據刑法第253條之一，“違反國家有關規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個人信息，情節嚴重的”，構成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侵犯公民個人信息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明確，刑法該條文規定的“公民個人信息”，是指以電子或者其他方式記錄的能夠單獨或者與其他信息結合識別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動情況的各種信息，包括姓名、身份證件號碼、通信通訊聯系方式、住址、賬號密碼、財產狀況、行蹤軌跡等。司法實踐中，已經出現新型侵犯公民個人信息行為：部分行為人非法獲取、出售或者提供大量起初不能完全符合上述標準的公民個人信息，該類信息僅具備部分真實內容，單獨使用或與其他信息簡單結合，不能達到識別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動情況的目的，但通過人工智能算法、大數據模型等工具，對這類“碎片化”信息進行碰撞比對、模型學習等加工處理，并結合部分合法獲得的信息共同使用，最終可以二次生成具備特定信息要素、能夠識別特定自然人身份或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動情況的信息，對公民個人信息安全構成新的威脅與挑戰。相較于傳統的直接獲取收集行為，該行為獲取信息種類更加豐富、畫像更加精準。
在對侵犯公民個人信息類犯罪案件審查起訴過程中，應高度重視上述犯罪新特點，加大針對性打擊力度，特別是在犯罪情節判斷中強化對公民個人信息屬性和侵犯公民個人信息行為及其關聯行為性質的認定。筆者認為，應當著重從以下方面判斷侵犯公民個人信息行為是否達到“情節嚴重”的標準。
注重審查是否具有可能形成完整公民個人信息的要素，組合比對后形成符合法律規定的信息達到“情節嚴重”標準。案件審查起訴過程中，首先，應系統審查在卷證據，引導偵查機關全面收集可能涉案的公民個人信息，同時嚴格按照刑事案件電子數據取證規則要求，規范在線提取電子數據，固定電子數據類關鍵證據。其次，查清涉案上下家用于比對、碰撞、生成特定公民個人信息的方式，引導偵查機關調取程序工具使用記錄和歷史記錄、特定數據庫操作關鍵信息、AI學習記錄、大數據模型使用購買記錄等重要證據，特別是對犯罪嫌疑人供述提到的關鍵信息，如學習關鍵詞、程序代碼、腳本、抓包工具等，第一時間提取并固定證據。對收集到的具備一定要素但不能明確界定種類性質的信息，按照案中反映的信息生成手法，必要時可借助鑒定或偵查實驗的方式，在原有條件下生成公民信息（如行蹤軌跡、可識別的賬戶密碼等）后，按照入罪證據標準（即可以識別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動情況）進行判斷，確定是否具備形成完整公民個人信息的可能，以產生特定信息的數量，作為判斷是否達到“情節嚴重”的重要依據。
注重審查涉案信息中是否有特定信息用于犯罪目的，從而確定非法獲取、出售或者提供行為。針對涉案證據中出現的不同性質的海量公民個人信息，在審查起訴中除了需要界定信息類型之外，還要通過證據審查重點關注涉案信息可能的用途。應注重審查犯罪嫌疑人在此類犯罪中的主觀目的，具體可區分為純牟利、提供幫助參與上下游犯罪等類型。通過在卷證據反映的，存在純牟利主觀故意的，對上下游犯罪確無主觀明知的，應當按照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的入罪標準予以判定處理。存在提供幫助參與上下游犯罪主觀故意的，對于積極參與上下游犯罪并實施侵犯公民個人信息行為的，應當查明上下游具體犯罪類型如詐騙罪，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等確定罪名，將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犯罪事實作為重要犯罪情節考慮從重處理；對于參與實施上下游犯罪但情節較輕或上下游犯罪行為無起訴必要，僅以侵犯公民個人信息行為為該上下游犯罪提供幫助的，可以根據既遂事實，以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定罪處罰。
注重審查非法獲取、出售或者提供行為中關聯持有大量不能明確界定種類信息的行為以及非法獲利標準的認定。在此類案件的審查起訴中，往往存在大量與獲取和販賣伴生的持有行為，該行為因違法性認識存在爭議，導致入罪標準認識不清。對于該類信息販賣后產生的獲利，除直接轉賬交易外，實踐中還存在通過虛擬幣等交易的情形，以上情況的出現給查清犯罪事實帶來困難。對于非法持有以上類型信息行為的違法性審查，應當根據行為所處環境，結合上下游是否存在關聯犯罪行為、內容的取得是否超出正常合理獲取的方式、數量和內容是否符合常理認識等，綜合判斷持有行為的性質，對于明顯具備違法性、無合理辯解，情節嚴重的，應按照“以其他方法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處理。對交易行為和獲利的認定審查，應引導偵查機關對據以定罪的關鍵種類信息的交易記錄進行對應，排除其他交易辯解，發現其中的洗錢線索。對于涉及的生成后用于販賣的信息，應當按照實際獲取金額確定違法所得，用于犯罪的軟件購買、模型開發、大數據學習等費用可以認定為犯罪成本，但不應與實際獲取金額抵扣后以實際盈利金額認定違法所得。（朱志榮 鄒效）
（來源：檢察日報，作者分別為重慶市渝中區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一級檢察官助理）
（責任編輯：蔡文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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