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本每斤1.2元的膠水幾經轉手，價格竟飆升至150元每斤；上門維修時坐地起價，一單能“掙”幾千甚至上萬元。2025年10月，一心想“多搞錢”的維修工薛某和阮某父子因犯敲詐勒索罪，被上海市靜安區法院判處刑罰。
記者調查發現，在社交平臺上，關于上門維修的陷阱、套路及如何應對，一直是熱點話題。不少網友面對維修工的“軟硬兼施”，無奈之下會選擇付費，特別是一些剛步入社會的大學生、單身女性、獨居老人，更容易選擇忍氣吞聲，息事寧人。
日常生活中的小修小補，為何會有如此多的陷阱？誰來為消費者權益“兜底”？
“不付錢我就給你好看，今天別想走出家門”
2022年的一天，家住上海的王大爺發現家中衛生間的淋浴房墻面漏水，于是在網上聯系了一家自稱用“進口膠水”防水補漏的商戶，預約上門維修。
“我們用的都是‘正規膠水’，每斤價格是360元，這次維修大概需要7斤到10斤，費用在2000元到3000元之間。”看過現場后，維修工向王大爺報價。王大爺認為價格還算合理，便同意施工。維修結束后，帶隊的薛某卻在合同總價處寫下“1.4萬”。“你們這價格明顯高于之前的約定！”王大爺說。注意到王大爺言語間的不滿，薛某也不裝了，一邊用力拍打著桌子，一邊說“不付錢我就給你好看，今天別想走出家門”“這錢你付也得付，不付也得付”。
面對三個年輕壯漢的堵門威脅，王大爺滿是無助。“我一個人在家，身體也不好，家庭住址等信息他們全知道了，萬一出點別的事怎么辦？”僵持了將近兩個小時，王大爺最終還是支付了1萬元維修費。但第二天，王大爺就發現墻面漏水的問題根本沒有解決。
同一城區的戴女士，也落入了薛某一伙的陷阱。
“當時，他們來看過后說漏水問題不大，不用簽合同，簡單處理一下也就兩三千塊錢。”戴女士回憶說。大概處理了一個小時后，維修工說，漏水情況很嚴重，已經用掉1萬元的材料，還得繼續添加。戴女士立馬叫停。
“停下來也行，得收取1萬元的費用。”面對戴女士的拒絕，幾人不依不饒，甚至直接賴在門口，“有人給我送吃送喝，我在這里賴一個月，看你給不給錢！”雙方爭執了8個多小時，最終在公安民警的調解下，戴女士支付了3000元。“平時工作很忙，這事兒過去就過去了，就當破財免災了。”戴女士說。
不同于息事寧人的戴女士，花了1萬元墻面依然漏水的王大爺越想越氣。他先是去派出所報案，后又向市場監督管理局投訴，最終還去法院提起了民事訴訟。法院在審理過程中發現，這起合同糾紛案中有行為涉嫌犯罪，遂將案件線索移送公安機關。
借助王大爺、戴女士等多人提供的線索，公安機關展開偵查，一個防水維修犯罪團伙浮出水面。
公安機關偵查發現，薛某及阮某父子從老鄉口中得知，防水維修通過“注膠”的方式可以將成本每斤1.2元的膠水賣到每斤150元左右，可謂暴利。于是三人組建維修隊，薛某和大阮某負責上門維修，小阮某則負責在網絡平臺發布廣告，尋找客戶并接單。接到訂單后，他們先是報價幾千元讓消費者同意交易，開工后卻獅子大開口軟硬兼施索要高額費用。
公安機關查明，2021年至2023年，薛某等三人在上海各區以此種手法頻繁作案，分別實際收取8名客戶5萬元至7萬余元不等的費用。
2025年10月11日，法院以敲詐勒索罪判處薛某有期徒刑三年九個月，并處罰金2萬元。10月22日，法院以敲詐勒索罪判處小阮某有期徒刑四年，并處罰金3萬元；以敲詐勒索罪判處大阮某有期徒刑三年，緩刑五年，并處罰金2萬元。
軟暴力現象“野蠻生長”，癥結究竟在哪？
記者梳理發現，王大爺和戴女士的遭遇并非個例。近年來，全國各地因上門維修引發的軟暴力事件屢見不鮮——
據媒體報道，浙江寧波的邵先生維修電腦時，支付押金送修后，關鍵部件還是存在問題，電腦仍無法使用，協商時，維修師傅態度惡劣，對邵先生進行人身威脅和辱罵；
山東一網友發帖說，從網絡平臺上下單了馬桶維修，頁面顯示疏通一次80多元，但維修工上門后竟索要2160元，不付錢就辱罵威脅，網友只好付錢了事；
河北石家莊一網友發帖稱，通過網絡平臺找維修工對冰箱故障進行修理，對方上門張口開價500元，網友覺得貴就向平臺投訴，不料此后遭維修工謾罵、發短信威脅、砸門、敲窗、拉電閘；
…………
“與大公司因維修價格或服務質量發生糾紛時，大公司一般會主動與消費者協商解決，甚至愿意承擔一定的損失以維護其品牌形象。但一些小商戶并不在乎商譽，對行政部門的調解甚至監管都很不以為然，逃避監管的手段也很多。這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一些違法行為‘野蠻生長’。”在華東政法大學經濟法學院教授孫宏濤看來，在“上門維修”糾紛中，消費者維權面臨的最大難題在于證明小型維修公司存在欺詐行為。
記者了解到，一些小商戶往往沒有固定的經營場所，在登記時，也常會使用虛假身份信息注冊，增加了監管部門追蹤和查處的難度。在維修中，他們往往會利用消費者對維修行業的不了解，通過夸大故障、虛報價格等手段進行欺詐，騙到錢后直接跑路。
“非訴訟機制本是解決消費糾紛的便捷途徑，但目前可操作性不強。有關部門設立的調解機構，由于沒有約束力，不少商家對調解工作不怎么配合。”孫宏濤指出，消費者協會雖然是維護消費者權益的一支重要力量，但面對著數量眾多的消費糾紛，往往力不從心，并不能滿足每一位消費者的調解請求。
“要把在辦案過程中發現的問題傳遞到有關部門，共同推動社會治理水平的提升。”在辦完薛某和阮某父子的案件后，靜安區檢察院向屬地有關行政單位制發檢察建議，提出完善市場流通領域監管、建立健全線索發現與移送機制、加強法治教育與宣傳引導、平等保護消費者合法權益等建議。
“在辦案中，那些分散的報案線索，對于成功追訴犯罪發揮了重要作用，由此可見暢通群眾救濟渠道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辦理薛某和阮某父子案的靜安區檢察院經濟與職務犯罪檢察部副主任胡俊君向記者介紹，該案宣判后，靜安區檢察院牽頭與區公安分局、區市場監督管理局會簽了《關于建立防水維修市場流通領域“注膠補漏”涉嫌違法犯罪線索移送及聯合治理機制的意見（試行）》。《意見》包括“建立起防水維修市場流通領域的線索移送長效機制，確保及時掌握轄區內犯罪線索”等內容。
消費者積極配合調查“很重要”
“行政調解的結果依賴于當事人的自覺履行，不具有法律上的強制執行力，除非雙方都有明確的調解合意。”孫宏濤說，有的行政機關為群眾排憂解難的責任心很強，但面對像薛某和阮某父子這樣的“有預謀者”，即便消耗大量的人力去調解做思想工作，也是很難有結果的。盡管不太推崇用訴訟方式解決問題，但在孫宏濤看來，訴訟仍然是當下最有效的糾紛處理方式。
依據“誰主張誰舉證”的要求，消費者要主動做好證據留存。北京市大道政通律師事務所律師顧金良向記者介紹了訴訟維權需要做的準備：妥善保存費用構成與支付情況的相關票據，留存微信聊天、通話錄音等溝通記錄，如果雙方爭議較大，還要在訴訟中申請鑒定。
顧金良律師提醒消費者，如果通過訴訟維權，可能還會遇到諸如訴訟時間長、成本高、舉證難等問題。“根據法律規定，一審普通程序的審限，通常是立案后六個月，簡易程序要短些，法院可能會在立案后三個月作出判決。若是遇到特殊情況，審理期限還可能延長。”
“一些僅停留在民事糾紛層面的矛盾沖突，公安機關一般不會介入。但如果出現像薛某和阮某父子案件中的‘軟暴力’情形，公安機關就有管轄權，因為此時已有了社會安全風險防范的必要。”上海師范大學法與社會發展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劉冰捷表示。
“不管是理論，還是實踐，公安機關介入社會矛盾，并不需要以危害結果出現為前提。”劉冰捷說，如果存在著嚴重侵害財產權、生命健康權的現實風險，就可以向公安機關尋求幫助，這樣既能避免矛盾激化，也有助于矛盾的化解，“公安機關是社會安全的‘兜底人’。”
11月17日，公安部召開新聞發布會通報公安機關深化執法規范化建設有關情況。公安部法制局局長郝云宏在發布會上介紹，近年來，為加強執法源頭管控，公安機關持續深化受立案制度改革，確保人民群眾報案“應接必接、該受必受、當立則立”。
在戴女士與薛某、阮某父子的矛盾糾紛中，正是由于公安機關的及時介入，沖突才得以平息，避免了事態的擴大。
“盡管公安機關通過資金往來查到薛某等人接了不少維修訂單，但不少消費者選擇了息事寧人，不配合公安機關偵查取證。”結合辦案經歷，胡俊君表示，如果戴女士等消費者沒有積極提供證據，證實薛某和阮某父子的違法犯罪活動，犯罪行為不會這么快得到遏制。因此，在人身權、財產權有被侵害的風險時，消費者最好能及時尋求公權力機關的幫助，在公權力介入之后積極配合調查也“很重要”。（于瀟 王極）
來源：檢察日報
（責任編輯：蔡文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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