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榮耀》中那些懷揣著解放臺灣的理想入臺的地下工作者，他們中的絕大多數(shù)，都長眠在了這塊至今仍未和祖國統(tǒng)一的島嶼的土地上。今天，當我們在屏幕上看到他們九死一生英勇戰(zhàn)斗的故事時，更加讓人覺得信仰的可貴和祖國統(tǒng)一的歷史必然。上圖為在該劇中由于和偉飾演的吳石，右圖為在該劇中由吳越飾演的朱楓。
彈幕與眼淚齊飛。
首部聚焦新中國成立前后臺灣隱蔽戰(zhàn)線斗爭的重大主題電視劇《沉默的榮耀》播完了最后一集，觀眾與英雄揮淚告別。
彈幕齊刷刷打出“揪心”“淚目”“不忍看”，甚至呼喚編劇“改變”這歷史的悲劇性結局。
獨有題材成就諜戰(zhàn)劇的“這一個”
隱蔽戰(zhàn)線的斗爭，艱苦陌生又充滿傳奇色彩，意味著在信仰的底色上選擇生死，具有極強的藝術張力，因而成就了諜戰(zhàn)劇這一頗受觀眾喜愛的劇集類型。從《誓言無聲》到《潛伏》《風箏》，勇闖龍?zhí)痘⒀ǖ挠⑿蹅円淮斡忠淮蔚貭砍吨^眾的心靈。
然而，《沉默的榮耀》與之前的諜戰(zhàn)劇相比，仍然是獨特的“這一個”。
一般而言，諜戰(zhàn)劇因其題材的獨特性，具有較大的藝術創(chuàng)作空間，往往雜取種種，鑄成篇章，是一種基于大歷史語境的合理虛構，更多具有傳奇性。
但《沉默的榮耀》卻與之相反，具有明確的史實性。
劇中的主要人物和重要的故事情節(jié)，均和歷史事實相互映襯。吳石、朱楓、陳寶倉、聶曦等四位烈士的雕像，就矗立在北京西山無名英雄紀念廣場紀念碑的前面。他們和那些1949年左右因解放臺灣任務而赴臺，后因身份暴露而犧牲在臺灣的1100余人一起，成為血沃中華的永恒證明。
然而長期以來，這些名字僅僅是史書上的文字和紀念碑上的名字，未被更多的人知曉，確如劇名所言，是“沉默的榮耀”。電視劇將這一段史實中最具代表性的“東海小組”事件用影像講述給大眾，既是對歷史的還原，更是對英雄的銘記，同時也是對觀眾的強力召喚。
傳統(tǒng)諜戰(zhàn)劇的故事場域一般有兩個對立力量方向，即國民黨和日本侵略者。而在空間維度上，則更多設定在內(nèi)地和香港，罕有涉及臺灣。
這也和歷史事實相符。畢竟，抗日戰(zhàn)爭和解放戰(zhàn)爭的勝利，是新中國建立的前提。而臺灣，因為被日本占據(jù)50年，難以在隱蔽戰(zhàn)線的維度上占據(jù)重要向度。朝鮮戰(zhàn)爭爆發(fā)后，統(tǒng)一臺灣在短期內(nèi)成為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沉默的榮耀》確實成為了《潛伏》結尾“余則成之問”（去臺灣后會怎樣？）唯一可能的答案，也因此巧妙地延續(xù)了前作的劇集影響力。
“非典型”諜戰(zhàn)劇創(chuàng)造獨特審美
《沉默的榮耀》打破了諜戰(zhàn)劇創(chuàng)作邏輯中最重要的藝術規(guī)則，即一直保持故事中主要人物生死命運的懸念。那么，該劇對觀眾巨大的藝術吸引力又是從哪里來的呢？
首先，確定的悲劇結尾激發(fā)倒計時般的情感投入。
由于觀眾已經(jīng)知曉故事的主人公最后全都犧牲了，因此，追劇的過程實際上就是目睹英雄走向刑場的過程。這種悲劇性在劇情的展開中不斷地被累積和放大，在時間的推進中獲得了一種特殊的緊張感，并與觀眾的追劇過程形成互動效應。
許多觀眾在彈幕中計算，吳石他們離犧牲還有多長時間。一方面痛惜于他們終將犧牲，一方面表達對先烈的致敬。這種情感的激蕩共鳴在最后三集吳石等人被捕犧牲時達到了高潮。而這種獨特的情感投入模式顯然建立在觀眾對人物的高度認同這一基礎上。
其次，場景的悉心構建形成疊加的局部懸念感。
從一開始，該劇就將吳石等人置于一種即將暴露的環(huán)境中，并且步步加深危機感。
他們在上有蔣經(jīng)國督促，中有保密局、“國防部”二廳等機構布置，下有谷正文等特務執(zhí)行的多重危險中開展情報工作，不斷遭遇交通員張灝暴露犧牲、新派交通員朱楓缺乏地下工作經(jīng)驗、谷正文派黎晴接近聶曦、三榮行因間諜滲透林義良被捕交通線再中斷、“海東青計劃”受保密局審查等復雜局面，并用精心選擇的音樂、音響和演員的微表情、特寫動作予以強化基于這些任務的懸念感，使得觀眾一直對劇中的主人公接下來會怎樣處于緊張的期待中。
比如，赴港接受軍需物資的過程中，保密局和二廳的貼身監(jiān)視，似乎讓情報傳遞變得幾乎不可能。但在觀眾揪心的等待中，吳石最后在酒會中通過酒杯底部將情報順利送出，讓觀眾大呼過癮。
另一方面，該劇還以較大的篇幅描寫了吳石、朱楓、聶曦的家庭生活和情感狀態(tài)。這種看似閑筆的處理，就像吳公館門前上下反復的小水車，進一步展現(xiàn)地下工作的復雜險惡，形成以靜襯動的獨特審美。
他們不但要面臨與可知的敵人的斗爭，同時還要處理不知實情的家人的質(zhì)疑和需求。從某種意義上講，這對吳石他們是更加艱難的。
當聶曦的妻子質(zhì)疑他為什么不履行諾言，把孩子接到臺灣，他無言以對；當學成因思想進步而斥責父親是軍閥，妻子與他約法三章時，吳石也只能無奈接受。他們多想告訴至親的人真相啊，但他們又絕對不能透露一絲一毫。
這在1950年大年三十的情節(jié)中達到高潮。春節(jié)團圓的美好景象、家人之間的無法理解、越來越近的悲劇性結局，與永遠無法實現(xiàn)的“今年勝去年”的愿望一起，對觀眾形成了巨大的情感沖擊。
這讓諜戰(zhàn)劇在緊張窒息的情節(jié)之外，多了一些常人的情感溫度和生活濃度，更好地彰顯了他們犧牲的意義——為了更多數(shù)老百姓的美好生活。
最后，去傳奇化塑造多樣化的人物群像。
基于史實，吳石、朱楓等人其實都不是職業(yè)情報工作者，也就不可能在整體敘事上大做傳奇性的文章。創(chuàng)作者反倒順其自然，塑造出來一系列可信可親可敬的“非典型”人物群像。
吳石風度儒雅，思路細密，足智多謀，是“東海小組”的核心。但在堅韌頑強之外，吳石也有對同志的柔情大愛，對林義良的營救是如此，對黎晴的信任亦是如此。于和偉沉穩(wěn)細致的表演風格，也高度契合吳石的身份使命。朱楓臨危請命，只經(jīng)過兩天培訓就入臺做吳石的交通員。她確實信仰堅定而經(jīng)驗不足，但她一直在學習進步，具有獻身精神，也是香港唯一可派之人。某種程度上，吳石、朱楓、聶曦身上的那些看似有“缺陷”的地方，反而賦予他們真實的獨特魅力。
余皚磊飾演的保密局特務行動組組長谷正文，也給觀眾留下深刻印象。這位曾滲透過我黨，多次轉投日本人和國民黨的職業(yè)特務，“聰明、干練、慧黠、奇宕和狠毒”（李敖語），對我黨地下工作熟悉，其超強的“專業(yè)能力”讓屏幕前的觀眾都感到不寒而栗，從反面彰顯了吳石等人的睿智無畏。
電視劇還深入刻畫了經(jīng)歷過長征、在延安工作過，最后卻因過度樂觀和貪圖享受而叛變的臺工委書記老鄭這一復雜角色，為“東海小組”的任務失敗提供了闡釋邏輯。
其他如狡黠滑稽的段廳長、鬼胎暗含的王昌誠、堅毅勇決的林義良等，也給該劇的人物塑造增添了多樣化的光亮。
對信仰與統(tǒng)一價值的獨到詮釋
《沉默的榮耀》中那些懷揣著解放臺灣的理想入臺的地下工作者，他們中的絕大多數(shù)，都長眠在了這塊至今仍未和祖國統(tǒng)一的島嶼的土地上。今天，當我們在屏幕上看到他們九死一生英勇戰(zhàn)斗的故事時，更加讓人覺得信仰的可貴和祖國統(tǒng)一的歷史必然。
吳石軍事才能卓越，曾深受蔣介石倚重，但“人人心中有自己，大多心中有派系，少數(shù)心中有黨國，無人心中有人民”的國民黨讓他徹底失望，并在友人的影響下秘密為我黨工作，成為潛伏國民黨高層的“密使一號”，被毛澤東賦詩贊譽為“虎穴忠魂”。
他本可以在福州解放時留下來建設新中國，但為了利用蔣介石任命他為“國防部”參謀次長的契機更好地收集情報，實現(xiàn)新中國的完全解放而主動選擇赴臺。“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的堅定與“既如此，便如此”的坦然，猶如洪鐘大呂般震懾我們的心魄。
事實上，不僅吳石，他的戰(zhàn)友陳寶倉，副官聶曦，以及已經(jīng)準備返回上海的朱楓，也都毫不猶豫地選擇了那條極有可能的不歸之路。那種“道之所在，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崇高風范，體現(xiàn)了對信仰的獨到詮釋。
《沉默的榮耀》表達了兩岸必將統(tǒng)一的歷史邏輯。吳石犧牲前，在審判庭上寫下遺言：“俯仰無愧天地，褒貶自有春秋”。這既是他慨然赴死一生無悔的寫照，也是他用最后的生命對祖國終將統(tǒng)一的深情呼喊。
否則，我們將如何回答這上千赴臺英雄犧牲的意義？
劇中，當林義良被捕，谷正文試圖以他生在日據(jù)時期，接受日本教育，學日語練劍道，用日本名字，算半個日本人這樣的邏輯瓦解他的信仰時，林義良堅定地回答，“不，我是中國人，地地道道的中國人，從一開始就是中國人。”
電視劇從而揭示了祖國必將統(tǒng)一的根本邏輯：我們都是中國人，我們同屬一個中國。
東海明月九州同，潮聲不歇頌英靈。歷史不會忘記英雄。無名英雄紀念廣場紀念碑雕塑前那一束束鮮花，正是《沉默的榮耀》將英雄的名字從紀念碑上鐫刻進觀眾心里的生動證明。
歷史也啟示未來。小錢的妹妹想要回家但未能游過的那一灣海峽，遲早會與這些英魂的生命相融，連接起我們血脈相連的共同的家。（張斌 作者為上海大學上海電影學院教授、副院長）
（責任編輯：盧相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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