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既靠文字傳承，也靠語言（即方言）傳承。可以肯定，沒有語言的傳承，文化是流傳不到現在的。放之歷史長河，山西方言與山西文化的關系密不可分。
對照許多北方方言看，山西方言是最接近文言的方言，而文言是溝通現代人和古代人的橋梁和紐帶，是高雅的語言！在中華方言大花園中，山西方言是最有價值、最為珍貴的一個品種。
時代在變化，語言在變化，方言也在變化。而正是由于山西山川阻隔，地域封閉，經濟自給自足，語言的變化相對較慢。因此，山西方言中保留古語音較多，古文化的含量較高，這是語言學界公認的事實。遺憾的是，今天我們對山西方言與古文字、古語音的對應關系，對山西方言中的古文化含量，認識還很膚淺。
曲沃縣垤上村，今已屬侯馬市。垤就是個古音。還有一個古字，咥，吃的意思。這個字，可能除了山西人在用，別的地方人已經不用了。晉中、太原方言中常用這個字。如，今天咥了一碗拉面，咥了個過油肉。咥字本意是吃，長期使用中產生延伸變異。還有“咥便宜”的說法。如某公買了二斤豆腐，順手拿了根蔥，回來告訴老婆說，“咥了個便宜。”
山西歷史上出過許多大詩人，如白居易、柳宗元、王之渙、王維等。當時這些唐代詩人肯定不會說如今的普通話，用普通話去朗讀唐代山西詩人的作品，許多韻味出不來。
實際上，這些唐代大詩人當時都是說的山西方言。目前漢語各方言區中，只有山西方言、江浙方言中含有大量入聲字，尤其是晉中、太原一帶方言中含入聲字較多，詩詞中許多是用入聲字作韻腳的，儲存了許多遠古的文化信息。如柳宗元的“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用普通話讀和用太原話讀，韻味是完全不同的。
山西是民歌的海洋，這是世人皆知的。山西民歌由于其地域性特點鮮明，山西韻味十足，非常優美動聽，流傳很廣，深受全國人民喜愛。
山西方言非常有特色，很有音律感、韻律感，山西民歌只有用方言演唱才有味道，至少也要普通話里夾雜山西方言，關鍵字、詞要用山西方言，如果用純普通話演唱，會韻味全無。
山西是戲曲大省，劇種繁多，劇目豐富多彩，各劇種名家輩出。各劇種之所以深受群眾歡迎，與濃郁的地方特色分不開。首先，劇情大多與山西有關，如“打金枝”“下河東”等等；其次，音樂曲牌是當地的音調；第三，道白用的是方言。方言的運用，使得地方戲劇妙趣橫生，大受歡迎。
山西的地方戲曲大都是用方言區來命名的劇種，如中路梆子、北路梆子、上黨梆子、蒲州梆子，正是體現了方言與地方戲之間的密切關系。下面以北路梆子為例，說明方言與戲曲的關系。北路梆子即雁劇，以晉北方言為基礎，汲取了晉北方言的精粹，這是北路梆子集地方性、藝術性于一體的精華所在。
歷朝歷代，由于屯墾戍邊、開發新區，大規模移民是常有的事。移民一方面造成文化的傳播，另一方面又使不同地域的文化發生交流，產生新的文化。人口的遷徙在促進文化發展的同時，也使方言隨著遷徙人群大跨度地轉移。幾個相隔千里之外的地域人群，幾乎操著相同的方言，可能是移民帶來的語言現象。比如長治方言區、黎城方言區，人們說肉為（yòu），說人為（yin）。這與遼東方言、膠東方言是一致的。究竟誰是源、誰是流，尚不清楚。但推測，山西為中原腹地，遼東、膠東較為偏遠，山西應為源，遼東、膠東應為流。運城許多地方說街（jie）為（gāi），趕集為“趕街（gāi）”。這與云、貴、川、湘、鄂的方言是一樣的。運城一帶在漢唐時是京畿之地，出去做官、經商的人多，把當地語言帶出去也是情理之中的事。而當時云、貴、川一帶尚屬蠻夷之地。源流關系應該是清楚的。山西境內古交、婁煩、靜樂與沁源的口音有著驚人的一致，以至于經常錯把靜樂人當成沁源人。這是什么原因造成大跨度的方言相近現象，尚待專家考察論證。來源：《行走山西》
（責任編輯：盧相汀）
晉公網安備 14090202000008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