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家將傳統年畫精品展在秀容書院藏書樓盛大開展。張云平 攝
幾天來，“年畫重回春節”暨“楊家將傳統年畫精品展”在秀容書院展出后反響熱烈，這讓我翻出幾年前寫的一篇閱讀張云平專著《楊家將史畫》的文章，深感對于讀者延伸欣賞楊家將戲曲年畫有著重要的作用。我以為，這是一部關于楊家將文化資源開掘最深最豐富的地方文化學術著作。因此，我主要從戲曲的角度談一點自己的感受和觀點。
眾所周知，楊家將的高祖楊業出生在我市晉西北地帶，宋史及其它歷史典籍略有記載，楊家主要活動區域在晉北地區，以及鄰近的省區。但是，楊家將成為一種重要的歷史文化現象，根深葉茂，我以為主要依賴民間傳說、戲曲傳播的影響。
戲曲是我們中華民族獨樹一幟的民族民間文化，源遠流長。從當代學者研究的一般共識，其形成于唐宋，成熟于元，明清成為黃金時代。特別是清代地方戲的興起，普及發展至今，成為一種重要的民間娛樂文化。楊家將歷史故事的傳播與傳承，使之成為家喻戶曉、婦孺皆知的文化現象，主要應歸功于民間戲曲中眾多楊家戲的傳播。著者張云平將戲曲作為該書結構的一個章目，運用綜合歸納的方法，在前賢學者研究成果的基礎上，以豐富的資料，梳理出楊家將戲曲故事由簡到繁的歷史過程。從宋金元明到清代地方戲，成長為一棵龐然大樹，到形成一個龐大的“楊家將”戲的族群，理出一條清晰的線索。這次展出的大部分年畫正是這本書中呈現的精品中的收藏精品，圖文并茂，文獻證史，我認為極具學術價值。
豐富的圖片和劇本資料，都是張云平在本地發現收藏的，很有價值，彌足珍貴。如“新編梆子腔《總督那彥成破滑縣》”，既然“新編”，那就是說本地人所創，封面還題“嘉慶年間”四字，應該是忻州市區發現有關戲曲劇本的最早實物資料。“滑縣”是一個真實的地名，在河南省。既然題為“梆子腔”且在我市發現，應肯定是北路梆子。不過當時不叫北路梆子，叫什么后面再說。
再舉一例清光緒三年的一個抄本。這個抄本好像是從刻本轉錄的，依據是有“新刻梆子腔”五字，刻本記錄者名祁淑統，刻印“文盛堂”，抄錄者“榮福堂”，劇目好像是《崇禎爺吊煤山》，因“吊煤山”三字模糊，僅推測，但我想這判斷不會有誤，還應說明的是轉錄本者是我市原平市榮華村人，有幾個字很值得關注，封面題有“山西太原府代州崞邑榮華村西教場居住。”我大膽推測刻印者“文盛堂”或可能在崞縣城。但無法求證。
從這兩個抄本提供的信息，我判斷，現在我們所稱的北路梆子，說不定在清代中葉，或北路梆子形成初期，有一段時間或可能就稱為“梆子腔”。另外還告訴我們，當時北路梆子的活躍與繁榮。
此外，有幾張戲曲演出的海報也很有價值。如劉寶山首次組團晉京（當時叫北平），在前門外大柵欄“廣德戲院”演出海報很難得。劉寶山忻州市忻府區人，學戲在忻州，成名在晉綏張家口。解放前張家口《商業日報》發表過一首贊劉寶山的詩，其中有四字說“先秦后晉”，意思是先唱北路后改中路。因北路梆子由蒲劇衍生來的，蒲劇與秦腔同源，蒲劇最初名也稱秦腔，我有考證。所以“先秦后晉”說法是正確的。
劉寶山被稱為西北馬連良，確是山西梆子演藝界的高手，唱腔作派皆有特色，唱腔尾音挑高收結，有特色。過去我們知道晉劇青衣唱“二音”，他是須生也耍“二音”，作派也大氣。如他演《打金枝》，唐代宗上金殿臺階的虛擬表演很逼真，雖非真實勝似真實。我關注過不少名家的此劇表演，都沒有這動作，都是平步走到桌后。
劉寶山首次應邀晉京演出是上世紀三十年代，從海報的編排設計可看出他當時的名氣。海報鉛印，劉寶山便裝照旁，“劉寶山”大名置于顯著位置。上有一行小字：“本院特別挽留首次到平（當時北京稱北平）名震華北晉腔須生名宿”。大名的右邊是：“到平首次加入山西梆子準演”，左邊是：“平生得意唯一杰作歷史佳劇”。名字下面醒目大字演出劇目：《哭靈堂》和《伐東吳》。我們知道劉寶山擅演三國戲，故稱“歷史佳劇”。關于劉寶山的設計占整個版面的三分之二，其余三分之一的版面是其他名演員及其代表性劇目，從右到左排列有“彥章黑”、“小金鳳”、“九歲紅”、“三兒生”、“毛毛旦”、“筱桂桃”、“十四紅”、“冀蘭香”、“白翠蘭”、“自來丑”，都是我們知道的名家。每位名家下面列有自己的代表性劇目。從這張海報我們可看出劉寶山的大氣派、大名聲、大影響，而且有近百年的歷史，所以我說很珍貴、很難得。
此外，還有蒲劇海報，劇場是“公益大舞臺”，地址是解放前的“運城市西市場”。海報上印有“第五次治安強化運動”，海報的左面有兩行字“我們要確保農產減低物價，我們要革新生活安定民生”。民國年間國民黨開展過一次“新生活運動”，目的在提高民生的生活質量。從這兩句口號好像是新生活運動時的口號，時間約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從這個背景判斷，這張蒲劇海報也應是上世紀三十年代，至今也有近百年歷史。重要的不是歷史，是提供了不少蒲劇知名藝人和劇目。如“堯廟紅”，按其藝名好像是須生，其實是青衣，晉南人都知道是青衣。海報提供的劇目，有我們熟悉的，也有現在名不見經傳的，如《諸葛招親》、《聚英烈》、《解邦衣》等，這些劇目現代人基本不了解。這里也給我們啟示：就地方戲而言，演出劇目恐怕失去了很多，當代人了解也很少，有的很可能是喜劇，如《雙怕妻》。
還有一種現象值得專家學者關注，僅就辛亥革命以來至解放前三、四十年代的時間，盡管戰爭不斷，社會不穩定，但各劇種都出現了一批戲劇名家。僅就上述海報所記載，我們大都知其名，現實生活中還有很多很多，這種現象很值得研究。除了說明當時民間戲曲活動活躍外，還有些什么原因，值得思考。或給當今一點啟示。
張云平收集的資料很豐富，可看出其辛苦和用心。此書還有一張參加1954年11月山西省人民政府文化局主辦，山西省第一屆戲曲觀摩演出大會的說明書值得一說。這張說明書是榆次專區和雁北專區代表團聯合演出，劇目是《轅門斬子》、《訪白袍》、《打漁殺家》，這兩個代表團都是中路梆子，都有好花臉演員，三個劇目有兩個大花臉戲。
北路梆子的中興就跟這次觀摩演出有關。當時忻縣專區參加演出的是臨時組織的賈桂林、高玉貴、智文成斗等藝人排練的北路梆子劇目《哭殿》、《舍飯》、《下水牢》。當時不是正式觀摩演出，而叫展覽演出，原因是當時北路梆子還沒有劇團，而是臨時組團，所以展覽演出。雖說是展演，卻引起時任國家文化部藝術局局長田漢等戲劇專家和省領導的關注，決定成立劇團。1954年2月省政府就批準忻縣專區成立北路梆子劇團，而且是國營。當時忻縣專區已有一個晉劇團。重新設置，則成立總團，下設兩個分團，原晉劇團為一分團；二分團是北路梆子。這里有一個未解之謎，就是原專區晉劇團到底有沒有劇目參加展演，至今半個世紀未有當事人說明，后人也未發現資料記載。
在書中還收集有一張晉京匯報演出的說明書。1955年北路梆子劇團成立，1956年晉京匯報演出。當時所謂北路梆子二分團組成人員，一部分是從社會各地請來的老藝人，如賈桂林是從太原請來的，高玉貴當時是寧武劇團的演員，從寧武調來。董福、董翠花、李桂枝、孫一清、劉文吞、王金蓮等，原來都是專區晉劇團的演員，調整到北路梆子劇團。同年還辦起一個培訓班，請老藝人培養，后改為戲校。后忻縣與雁北兩專區合并為晉北地區，所有機構都遷徙大同。1961年戲校畢業生也分配到劇團。同年晉北專區又恢復原來建制。北路梆子劇團回到忻縣，戲校留給雁北。《楊家將史畫》引用戲劇家劉乃崇先生的一條材料說，1955年田漢先生向省委省政府建議成立北路梆子劇團，此說是不確切的，事實是1954年11月山西省第一屆戲曲觀摩演出期間。1955年2月批準成立劇團。那時辦事效率很快。從觀摩演出到第二年批準成立劇團，也不過三個月時間。
張云平在書中重點敘述了幾個影響較大的楊家將劇目，理清了《四郎探母》、《穆桂英掛帥》、《三關排宴》的來龍去脈。我想補充一點看法和背景材料。《四郎探母》、《八郎探母》、《雁門關》、《三關排宴》這幾個戲大致是一個故事，藝人為適應市場觀眾的需求，逐漸演變來的，因此基本情節大致相似。尤其是《八郎探母》和《四郎探母》，除了角色名字不同之外，其故事情節驚人相似。我寫過一篇考證文字，我的結論是《四郎探母》是在《八郎探母》的基礎上演變來的而且是藝人在演出過程中改變的，是藝人在演出市場中為節省成本、增加劇目的一種做法。這是清代地方戲興起以來演出繁榮的一種現象。至于新中國成立以來關于《四郎探母》的爭論與禁演，很好理解，那是階級斗爭為綱時代極左思想的表現，理論很幼稚。
上黨梆子《三關排宴》與《四郎探母》的某些情節有相似之處，但已整理改編成一個很好的戲。劇作家吳祖光被流放改造從北大荒回到北京之后，被分配到北京京劇團搞編劇，吳祖光還將此劇改編為京劇，北京京劇團還演出，此劇收入吳祖光劇作集。
張云平對此《三關排宴》的材料收集很豐富，甚至一些細節都敘述到，很真實，我提供一些背景材料。好像是1961年，那時我還在太原就學。晉東南地區上黨梆子戲劇院擬到東北電影制片廠拍《三關排宴》戲曲片。劇團到省城演出，征求專家學者意見，以便進一步修改。劇團演出后，省文化局組織召開了一個座談會。省文化局也邀請到我們系的幾位老師和部分學生參加。那兩句著名的“糖糕撒上胡椒面，辣不辣來甜不甜”臺詞，首先提出批評的是給我們講“元曲課”的老師，他說這不像戲曲臺詞，結果遭到趙樹理不客氣的反駁，態度甚至還有些蠻橫，弄得我們老師很尷尬。當時我們學生有些幼稚，當然是支持老師的，認為老師說的對。后來我們看到電影，看到這兩句臺詞，才體味到這兩句臺詞很有味道，感覺到意味深長，有底蘊，覺著趙樹理堅持的對，是經典劇詞，不愧“大家”。使我感動的是張云平連這樣的細致材料都收集到，可見他對《楊家將史畫》所付出的辛苦，令人欽佩。
張云平是我市資深報人，事業心很強，生活中非常追求完美。他在自己的工作之外，利用業余時間寫出這樣有品位的宏篇巨制，這次又舉辦這么大的展覽，可喜可賀。同時感謝他為我市楊家將文化做出了開拓性的貢獻，應向他祝賀，祝賀他夢想成真！
我敢說，任何優秀的著作都不可能盡善盡美。此書也有點瑕疵。我以為，賈桂林小電燈藝名的形成，并非因其眼神的亮，而是由演《小放牛》裝飾的華麗。還有安秉其“亞八百”的藝名來歷，上世紀五十年代初，他在忻縣京劇團當團長，當時還沒有北路梆子劇團。安秉其在忻縣劇團唱戲，寫海報時當時流行寫藝名。寫到安秉其時還沒有藝名，寫海報的人問眾人寫個啥，在場的人也說不出個啥，寫海報者隨口就說，寫個“亞八百”吧，這樣“亞八百”就流行開了，這是杜萬仲老先生親口跟我說的。總的說來是一本有價值的精美的好書，盡管有點瑕疵，但瑕不掩玉。還是那句話，任何優秀的著作都不可能盡善盡美。
（責任編輯：李冬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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