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上古時期，由于山川阻隔，交通極為不便。西周以來，以各個重要的諸侯封國為中心，逐漸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區域文化。在眾多的區域文化中，魯國的文化居于一種領先的、中心的地位。
第一，魯國受封之地早已經是中國文化最為發達的地區之一。
山東被稱為“齊魯之邦”，先秦時期，魯國和齊國分處于泰山南、北，在泰山以南（今魯南）地區，已發現了眾多的原始文化遺跡。“沂源人”與“北京人”時代相當，他們可能是這里古人類的祖先。以之為中心，僅其附近便發現了猿人化石和近百個舊石器和新石器地點，說明這里是幾十萬年以來古人類活動的重要中心之一。更為重要的是，進入新石器時代以來，這里更有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一脈相連，在魯南地區形成了中國史前文化的完整序列。《帝王世紀》云：“炎帝自陳營都于魯曲阜。黃帝自窮桑登帝位，后徙曲阜。少昊邑于窮桑，以登帝位，都曲阜。顓頊始都窮桑，都商丘。”張守節《史記正義》曰：“窮桑在魯北，或云窮桑即曲阜也。又為大庭氏之故國，又是商奄之地。”遠古時代許多氏族首領都與曲阜有關，這種現象不是偶然的。
周初，伯禽為首的周人來到曲阜一帶后，這里又成為東西文化的交匯之地。殷商興起于東方，曲阜一帶曾為商人舊都，即使在遷殷之后，他們仍然與這里聯系密切。直到周初，這里依然是殷商勢力極重的地區。周族自西方發展起來，他們在取代殷商之后，要想很好地統治天下，就不能不把東方作為統治的重點，因此，可以說魯國受封之地是他們首先要考慮的戰略要地。這里距王都較遠，東南沿海地區的淮夷以及徐戎等也沒有立即臣服于周。武庚叛亂時，"殷東國五侯"群起叛亂，奄國及其附近各部都是周公東征的主要對象，史籍中所謂“攻商蓋”、“攻九夷”（《韓非子·說林上》）、“滅國者五十”（《孟子·滕文公下》）都是在這些地區。甚至伯禽被封于曲阜后，“淮夷、徐戎及商奄又叛”（《藝文類聚》卷十二引《帝王世紀》）。欲很好地鎮撫東方，把這里作為周室堡壘是非常合適的。
伯禽受封時，周室為魯國制定了“啟以商政，疆以周索”的治國方針，并分給魯國“殷民六族”，使之“職事于魯”（《左傳》定公四年）。這樣，伯禽一支所帶來的周文化與殷遺民及當地土著固有的文化相互交匯、影響，共同形成魯國的文化。
第二，魯文化的特殊地位與魯國在當時諸侯國中的特殊地位是統一的。
魯國雖是周王朝分封的一個邦國，但它卻是一個非同尋常的邦國。魯自周初始封，歷西周、春秋、戰國，到公元前249年為楚國所滅，歷時七、八百年，在當時的政治、文化舞臺上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魯國的始封之君是周公的長子，而周公無論在幫助武王爭奪天下，還是在成王年幼時平定天下以及輔助成王，都有卓著的功勛，他在周初政治中的地位十分顯赫。因此，魯國初封時不僅受賜豐厚，而且相對于他國來說還得到了不少特權。魯國可以“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禮記·明堂位》也說：“凡四代之器、服、官，魯兼用之。是故，魯，王禮也，天下傳之久矣。”從文獻記載以及考古材料綜合考察，這種記載應該是可信的。如周王室的職官“宗伯”、“太宰”、“大司徒”等，魯即有之。如替國君掌管祭祀的“宗伯”，其他國家只稱“宗”或“宗人”，有“宗伯”之稱的只有周王室和魯國。又，“魯得立四代之學”（《禮記·明堂位》孔穎達疏），魯還有四代之樂。恐怕這都是魯國特有的現象。
魯國受封的同時或者稍后，周王室在東方又分封了一些小國，這些小國有的即為魯的附庸，有的則以魯國為“宗國”。時至春秋王室衰微，禮壞樂崩之際，許多小國依然紛紛朝魯，并且到魯國學禮、觀禮。在東方夷人勢力較重的地區，魯國始終不忘“尊尊而親親”的原則，使魯國的政權一直掌握在“伯禽”之后的周人手中，魯國較
完整地保存著周禮，周代的禮賓傳統深深地影響了魯國社會的方方面面。如在政治方面，《禮記·明堂位》說：魯國“君臣未嘗相弒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天下以為有道之國，是故，天下資禮樂焉。”在諸侯國中，魯國的政治是相對較為穩定的，因此魯國也就成為各國學習的榜樣。《左傳》襄公十年說：“諸侯宋、魯，于是觀禮。”宋國保留的自是殷禮，魯國保存的則是典型的周禮，即所謂“周禮盡在魯矣”（《左傳》昭公二年）。這樣，魯國為宗周在東方代表的形象更加突出，因為時人視禮為國家的根本，周禮似乎就是周王朝的象征。
春秋時期，“政由方伯”，但在各諸侯國會盟等的班次上，魯國卻位居前列。一般說來，“周之宗盟，異姓為后”（《左傳》隱公十一年），魯既為姬姓，又為周公之裔，故在諸侯位次序列中有“班長”（國語·魯語上）之稱，被列為首席。如春秋初年，齊遭北戎侵犯，齊向各國求助。在戰后答謝諸侯時，齊國饋送糧餼給各國大夫時，齊請魯國案班次代為分派；晉文公主持“踐土之盟”時，在各會盟國進行的歃血儀式次序上，除主盟的晉國外，魯也被排在各國的最前面。既然周室對魯國寄予厚望，把魯國分封在商奄舊地，那么，在推行周代禮樂制度時，有“望國”地位的魯國也就不能不以表率自居了。
魯國為東方的宗周模式，擔負著傳播宗周禮樂文明的使命，如在周王朝治國政策的貫徹上，魯國即堪為典范。周公治國，他的保民思想、明德慎罰、勤政任賢等都似乎在魯國當政者身上有明顯體現。當然，說魯國為“宗周模式”，決不是說魯國完全排除它的文化因素，使魯國全盤周化，而是在政治統治上魯國為周王朝的東方代理人，而且在魯國上層貴族中完整地保存著周代禮制。事實上，魯國要徹底推行周文化而以之取代當地的固有文化，既無必要，也沒可能，因為周滅商后對殷商舊地采取的就是“懷柔”的政策，更何況魯地殷遺勢力極重，而且文化的推廣也不是任何外來強力所能成功的。
第三，從與其他區域文化的比較中也能看出魯文化在當時的重要地位。
在區域文化的研究中，人們往往將魯文化與齊文化相互比較，這是很有道理的。齊、魯兩國地域相鄰，在文化方面具有很多的可比之處。就先秦時期兩國的文化而言，它們有同有異。從實質上說，崇周禮、重教化、尚德義、重節操等等都是兩地人民共有的風尚。兩國文化上的不同之處更多，齊人的務實開放，魯人的重視禮樂，使齊、魯兩國在文化上各具特色，并且位居當時華夏文化的領先或者中心地位。但齊、魯兩國的文化孰優孰劣，不少論者站在今天的立場上，大談魯文化的所謂“保守”、“落后”和“缺乏進取”。而實際上，分析文化的優劣應當具有歷史的眼光，而不應該離開當時的具體時代。
從文化的傳承關系上看，周文化與魯文化乃一脈相承，或者說魯文化就是周文化的代表。周人滅商以來，周文化在總結和吸納前代文化成果的基礎上，又有了顯著進步。《禮記·表記》上說：“夏道尊命，事鬼敬神”，“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有學者稱夏、商時期的文化分別為“尊命文化”和“尊神文化”。從根本上說，周文化就是禮樂文化，而禮樂的實質則是秩序，禮樂文化是一種人文文化。周文化與夏、商文化的不同，最為重要的即在于其人文理念的上升。自周公制禮作樂開始，周文化的重禮風格便已初步形成，而周人又有重視農業的傳統與之相適應，這樣，便奠定了中國幾千年傳統宗法農業社會的文化基礎。
魯國的文化風格與周文化是一致的。建國伊始，魯國的始封之君伯禽就在魯地變俗革禮，進行大的動作，推行一種新文化。應當指出，魯國的這種變革歷時三年，顯然是循序漸進，而非急風暴雨一般。因此，它與強行毀滅一種文化而推行另一種文化是有區別的。其實，周代禮樂廣采博納，其中也有殷文化的不少因素，因為周禮
即是從殷禮“損益”而來。應當承認，在與周邊當時各族的文化相比，周文化是一種最為先進的文化。魯國下了大的氣力推行周文化，是為了適應周王朝的政治統治。從一開始，魯人便顯示了文化上的進取精神。
文化的優劣在文化的交流中最容易看得清楚。一般說來，落后的文化要不斷地學習先進的文化，來豐富和完善自身。就齊、魯兩國而言，齊國就常常向魯國學習。
眾所周知，管仲的改革對于齊國成為泱泱大國具有關鍵性的意義。但是，正如有的學者已經指出的那樣，管仲改革乃有吸收魯文化之長、補齊文化之短的深意。管仲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便是定四民之居，推行士、農、工、商四業并舉的政策，把發展農業放在經濟基礎的地位，置于工、商業之前，這明顯吸收了魯國以農業立國的思想，以補齊國偏重工商、漁鹽、女工之業，忽視農業而造成社會不穩之弊端；管仲還針對齊國傳統禮義道德觀念淡薄，習俗落后，以致于君臣上下無禮、男女關系混亂，從而嚴重影響社會秩序和政治穩定的情況，十分注意從魯國吸收周禮文化，強調禮義道德的建設。
管仲如此，齊國的其他君臣何嘗不是如此。齊國雖然有人對孔子所講的繁文縟禮不感興趣，但他們畢竟不能不對魯國“尊卑有等，貴賤有序”禮治秩序表示重視。例如，齊國的另一位名相晏嬰就曾經與齊景公一起到魯國“俱問魯禮”（《史記·齊太公世家》）；孔子到齊國時，齊景公也不失時機地問政于孔子。又如，魯國發生慶父之亂時，齊欲伐魯，但有人看到魯國“猶秉周禮”，認為“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左傳》閔公二年）。有一次，齊人伐魯，見一婦人帶著兩個孩子，開始時抱小而挈大，大軍將要到跟前時，反而抱大而挈小。當問及時，婦人說：“大者，妾夫兄之子；小者，妾之子。夫兄子，公義也；妾之子，私愛也。寧濟公而廢私耶。”齊國從而罷軍，他們認為：“魯未可攻也，匹夫之義尚如此，何況朝廷之臣乎？”（《說苑疏證·佚文考》）
齊人看重周禮，向魯國借鑒、學習，顯示了其積極進取、靈活開放的一面，這當然是值得肯定的。然而，這也證明齊文化中存在不少有待改進之處。如在君臣關系方面，齊國出現了不少相弒相殘的現象，而魯國的情況要好得多。魯國的大夫臧文仲曾教別人“事君之禮”說：“見有禮于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于其君者，逐之，如鷹之逐雀也。”（《左傳》文公八年）這種典型的尊君之論，便基于魯國深沉的禮樂傳統，這對于魯國君臣關系的和睦，對于魯國社會的安定都有積極的作用。而且動態地就君主制度的發展來看，魯國的這種禮治秩序也有其進步的一面。再如婚嫁習俗方面，“同姓不婚”是魯國最為基本的婚姻習俗，不論男婚還是女嫁，均不找同姓。魯國還特別注重男、女之別和夫、妻之別，這與齊國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婚姻制度史的研究早已表明，“同姓不婚”之制相對于氏族族內婚姻是極大 的進步。正因如此，魯國的婚姻制度才為當時各國所普遍認可，例如，《史記·商君列傳》記商鞅說：“如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為男、女之別，大筑冀闕，營如魯、衛矣。”在當時的情況下，嚴格的婚姻制度以及男女界限是清除舊的習俗的最好辦法，在這方面，魯人的做法是具有表率作用的。
齊、魯兩國的文化交流從各自的文化特色形成之日起便開始了，但兩國文化上的優劣之爭似乎也未間斷，直到戰國時的孟子也還如此。《孟子·公孫丑上》記公孫丑問孟子說：“夫子當路于齊，管仲、晏嬰之功，可復許乎？”孟子回答說：“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嬰而已矣。”孟子的話就似乎表現了魯人對齊人的輕蔑。其實，由于齊文化的起點較低，齊人在以后的國家建設與發展中努力進取，使齊文化表現出了開闊、靈活、積極的特質。所以清代學者俞樾在談到齊人對于后來儒學發展所起的作用時
說到：“齊實未可輕也”（《湖樓筆談》卷二）。通過近10年來的深入研究，人們加深了對齊文化的認識，從而已經改變了長期以來對齊文化的不恰當評價。
最后，還有必要談一談“魯文化”與所謂“鄒魯文化”的概念問題。
我們前面引到孟子的話，認為他的觀點代表了魯人看法，但并不是說孟子也是魯人。關于孟子的里籍，《史記》稱其為鄒人。鄒地戰國時是否屬魯，歷來存有爭議。但不論如何，孟子和魯國的聯系卻不同尋常：首先，孟子居地近魯。他本人曾說自己“近圣人（孔子）之居若此之甚也”（《孟子·盡心下》）；孟子又為魯國孟孫氏之裔；孟子在齊，喪母而歸葬于魯，說明孟子上代遷魯不久；孟子還極為崇拜孔子，并“受業子思之門人”，其思想與魯文化傳統的關系不可分割。因此，認為孟子的觀點代表了魯人的看法應該是沒有什么問題的。
孟子為鄒人，以孟子和儒家在當時的巨大影響，人們自然不能忽略作為一個具體國家的鄒國。鄒國就是邾國，在春秋時，“邾”有兩種讀音，《公羊傳》讀為邾婁，《左傳》讀為邾，對此，王獻堂先生解釋說：“古人音讀有急聲，有漫聲，急聲為一，漫聲為二，而其漫聲之二音，亦可分讀。......漫聲連舉為邾婁，急聲單舉為鄒，漫聲分舉，則為邾為婁。”（《邾分三國考》）王獻堂先生的意見是正確的。這就是說，戰國時代邾國被稱為鄒，只是稱呼了邾婁的合音。
邾國立國較早，周朝滅商后，又封曹俠于邾，邾國遂成為周王朝的一個諸侯國。邾國的北部邊境與魯國國都曲阜相距很近，邾君曾言“魯擊柝聞于邾”（《左傳》哀公七年），春秋后期，“邾庶以其漆、閭丘奔魯”（《左傳》襄公二十五年），邾國的北部邊境逐漸南移。這樣，孟子居地與魯國的聯系更加密切。
邾為曹姓國家，從意識形態方面的文化看，邾國受周禮的影響很少。如邾人用人殉葬，用人祭社，這都不符合周禮的要求。魯人就稱邾人為“夷”，邾、魯兩國文化差異較大。只是到了戰國時代，由于魯國儒家文化的影響，如孔子的孫子子思曾到鄒地講學，特別是孟子遷居到鄒，使鄒地名聲日隆，這里也有了濃重的儒家文化氛圍。在這一點上，人們才將鄒地與魯國相提并論，而且，由于孟子的原因，自戰國時起，人們將兩地合稱時，還把“鄒”放在“魯”的前面，而稱為“鄒魯”。因此，將魯文化作為周代的區域文化進行研究，而不是專門探討作為一個學術派別的儒家文化時，還是以“魯文化”（而不是“鄒魯文化”）作為一個研究單元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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