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繼祖先生多年的疑惑，靜樂之行的偶然發現，過程中鄭重的一句承諾，面世的是一篇美文，了卻的是一樁歷史公案，解開的是靜樂一個千年之謎。
靜樂作為千年古縣，“鵝城”又身處其政治文化中心的地位，兩千多年來，無論時空如何變幻，它的位置都沒有大的變動。但“鵝城”究竟是什么來歷？又是出自哪個朝代？能說清楚它的人，至今也只是停留在“白鴉和金鵝”的民間傳說中，以及不知是哪個朝代留下的“金鵝泊水、擇布六社”的美好愿景之中。
探尋它的來歷，弄清它的緣由，似乎也成了歷代文化學者孜孜不倦的追求，但苦于條件制約，未有較大突破，這無疑也成了靜樂人的一種憾事。
想不到的是，一次偶然的機緣巧合，得知省城著名文史專家王繼祖先生，在致力于研究山西太原歷史文化的過程中，依據西晉太原國中都（今平遙）人孫盛所著《晉陽秋》、北魏地理學家酈道元所著《水經注》、中唐李吉甫作《元和郡縣圖志》、明中葉《大明一統志》以及前明遺老顧祖禹窮20年歲月著《讀史方輿紀要》等典籍中的記載，給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釋和結論。
“西晉永嘉元年，洛陽步廣里地陷，有二鵝，色黃蒼者飛沖天，白者不能。黃蒼，雜胡夷之象，劉曜以為己瑞，筑城以應之。”
這段《晉陽秋》中的史料，是最早關于洛陽地陷有鵝起飛的記載，其他四段史料所載大同小異，而以北魏酈道元之《水經注》所載最詳，其中說到：
“步廣，周之翟泉（亦作狄泉）盟會之地，今色蒼胡象矣，其可盡言乎。”
兩只鵝從洛陽飛出，被當作天下大亂、世不太平的征兆。晉懷帝永嘉元年（307）二月，洛陽東北步廣里這個地方發生地陷。有蒼、白兩只鵝從塌陷處飛出來，白色的卻留了下來。陳留人董養說：“步廣里自古以來就是諸侯盟會之地。白鵝象征晉朝，蒼鵝象征胡人，天下恐怕要亂了吧。”果然，時隔不久，劉元海、石勒相繼發動了叛亂（見《晉書·五行志》）。這只“色黃蒼者”的天鵝究竟飛往何處？王繼祖先生根據史料推斷，這只天鵝應是朝洛陽的正北方位飛去，落籍地就在太原周邊地區，漢趙的最后一位國君劉曜（今忻州人）發現這一異象并在太原周邊“筑城應之”也印證了這一點。但是現有史料上，傳說中的太原周邊清源縣“鵝城”“鵝池”的說法，從時間跨度上和史料表述上的“筑城”聯系在一起實在有些牽強。況且王繼祖先生至今也未找到劉曜筑清源“鵝城”的證據。反而在《晉書》卷103中發現了劉曜長久活動于古汾陽靜樂一帶的表述：
“隱跡管涔山，以琴書為事。”“嘗夜閑居，有二童子跪曰：‘管涔王使小臣奉謁趙皇帝……’”
而“管涔”時屬靜樂地，古靜樂恰恰也是距太原百十來里的地方，更重要的是靜樂“金鵝泊水”中的“金鵝”也即“黃色的鵝”和洛陽飛出的鵝的顏色是高度一致。更難得的是據《靜樂縣志》所載，靜樂縣歷史上曾經叫過三堆縣，而三堆縣就是在西晉永嘉年間所建，史雖未載該城是誰建造，但不排除是劉曜所建。再者“色黃蒼者”之鵝，飛離洛陽步廣里，“步廣，周之翟泉（狄泉）盟會之地，今色蒼胡象矣”，古人相信天象，靜樂在隋唐之前，盡為胡地，劉曜為胡人，又稱過帝，“色黃蒼者”之鵝在洛陽地陷時，飛離步廣里翟泉之地，向北飛翔至靜樂縣城處，見此地有泉（天柱龍泉），以為故地翟泉（狄泉），便落住于此。
靜樂縣城又稱“鵝城”，三堆縣建城時間恰在西晉永嘉年間，有天柱龍泉，又是胡人之地，有民間傳說“金鵝泊水、擇布六社”，這幾個條件疊加在一起，唯有靜樂才符合古籍所記載。
當然，王繼祖先生謙虛地說，這是他的一種解釋，只是一家之言，只是按照邏輯關系的一種合理推斷，同時也堅定地表示：“決非妄言，并言之有據。”王繼祖先生的自信，源于他扎實的史學功底、嚴謹的邏輯思維和勇于挑戰歷史的膽識。
王繼祖先生的《“鵝城”史料演變的啟迪》（《太原日報》7月21日第1版）一文，可以說是迄今為止有關靜樂“鵝城”由來的權威解釋，且證據昭然。我們研究歷史文化，就是應該從典籍中發現和研究其細節，再經過合乎邏輯的推斷，從中得出比較確切的結論。我們這塊古老的土地上究竟有多少待解之謎需要后人去破解，誰也說不清，但只要秉承一種孜孜不倦去努力的精神，就會得到意想不到的收獲。王繼祖先生為我們又開了一個好頭，也有意無意間啟迪了靜樂史志工作者今后的努力方向。客觀上，他的這篇文章也為我們的靜樂歷史又增添了厚重的一筆，我們真的應該好好地感謝一下王繼祖先生。
（責任編輯：梁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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