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方言與山西文化密不可分，研究山西文化，不可不研究山西方言。在山西省會太原，幾乎很少有孩子會說方言，60后人群成了太原話最后的活化石。按目前太原話的衰退速度，60后人群消失后，太原話也就“壽終正寢”了，到那時，中華方言大花園中將會失去一個極為珍貴的品種。
山西方言非常有特色，極富韻律感。相比許多北方方言，山西方言最接近文言，而文言又是溝通現代人和古代人的橋梁和紐帶，是一種高雅的語言。山西方言含有大量入聲字，儲存了許多遠古的文化信息。今天，我們對山西方言中的古文化含量以及其與古文字、古語音的對應關系，認識還很膚淺。時代在變化，語言在變化，方言也在變化，而山西由于山川阻隔、地域封閉、經濟自給自足，語言的變化相對緩慢。因此，山西方言中保留的古語音較多，古文化的含量也較高，這是語言學界公認的事實。
彭真同志的家鄉是曲沃縣垤（dié）上村，這里的“垤”既是個古音，又是個古字。“垤”的形近字“咥（dié）”也是個古字，是吃的意思，這個字可能除了山西人，其他地方的人已經不用了，晉中、太原方言中就常用這個字，如“今天咥了一碗拉面”“咥了個過油肉”?！皢A”本意是吃，在長期使用中語義得到延伸，有了“咥便宜”的說法，如某公買了兩斤豆腐，順手拿了根蔥，回來告訴老婆說“咥了個便宜”。
山西歷史上出過許多著名的大詩人，如白居易、柳宗元、王之渙、王維等。這些唐代的詩人必然不會說當今的普通話，所以用普通話去朗讀唐代山西詩人的作品，許多韻味都體現不出來，人們聽到心里反而還會嘀咕“白居易的詩不押韻呀”，但又不敢說，怕人家笑話自己沒文化，畢竟白居易是歷代公認的“詩魔”嘛。事實上，這些唐代大詩人當時說的都是山西方言，尤其是晉中、太原一帶的詩人，由于當地方言中含入聲字較多，故被大量運用到詩詞中作韻腳，如柳宗元的“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用普通話讀和用太原話讀，韻味是完全不同的。
入聲字確實很獨特，其特點是發音短促有力，像爆炒豆子般“叭叭”作響。語言學界專家曾多次去晉中考察，讓一些中小學老師用方言讀白居易、王維等人的詩，巧妙的入聲字與詼諧的方言完美融合，使這些古詩詞大放異彩。
眾所周知，山西是民歌的海洋。山西民歌由于其地方特色鮮明，地域韻味十足，曲調優美動聽，頗受全國人民喜愛，如《汾河流水嘩啦啦》《人說山西好風光》《繡荷包》《五哥放羊》《親圪蛋下河洗衣裳》《唱得幸福落滿坡》《交城山》等。
山西民歌要用山西方言唱才有味道，若用純普通話演唱則韻味全無。北京一位歌唱家演唱《交城山》時，有一句歌詞是“一輩子也沒啦坐過口外好車馬”，用山西方言唱應該是“一（ye）輩子也沒（mo）啦坐過口外（wài）好車馬”，結果歌唱家唱成了“一（yí）輩子也沒（méi）啦坐過那好車馬”，地域韻味全無，聽著很是不舒服。還有一名歌唱家演唱《親圪蛋下河洗衣裳》，把“雙圪頂跪在石頭上”改成了“雙膝蓋跪在石頭上”，本意是想用全國人民都能聽懂的語言推廣山西民歌，這一改卻使得生動的民歌變得索然無味。民歌大王石占明演繹了許多山西民歌，除家鄉左權的民歌外，其他地方民歌也是唱得有滋有味。由于在京城闖蕩了幾年，他說著滿口帶京腔的左權話。他的歌有味又聽得懂，在全國各地的舞臺上廣受歡迎。
山西方言的表達生動形象，詼諧幽默。以前人們打煤糕時要去煤場買煤，常聽人們說“有面子的沒面子，沒面子的盡面子”，譏諷當時走后門、拉關系的現象。除了語言表達風趣，山西方言中的語匯內容也極其豐富。在太原地區，一個“頭”字，有三種說法：太原城里人叫“得老”，小店一帶叫“得老蛋子”，柴村一帶叫“骷髏”。晉中一帶說的“諞打”就比“聊天”更為親切，“溜舔”就比“拍馬屁”更為形象。類似的語匯還有很多，如：“黑瞇洼眼”“球瞇性眼”“死瞇處眼”“圪出打蛋”“假迷三道”等。
明明相隔千里之外的人，卻操著相同的口音，這種語言現象極有可能是移民導致。比如，長治、黎城方言區的人們說“肉”（ròu）為（yòu），說“人”（rén）為（yín），這與遼東、膠東地區方言一致，究竟誰是源、誰是流尚不清楚，但據推測，山西為中原腹地，遼東、膠東則較為偏遠，故山西應為源，遼東、膠東應為流。又如運城許多地方說“街”（jiē）為（gāi），“趕集”（gǎn jí）為“趕街”（gǎn gāi），這與云、貴、川、湘、鄂的方言是一樣的。運城一帶在漢唐時是京畿之地，出去做官、經商的人多，把當地語言帶出去也是情理之中的事，而當時云、貴、川一帶尚屬蠻夷之地，源流關系也可想而知，運城應為源，云、貴、川一帶應為流。
（責任編輯：李冬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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