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隸州的建置最早出現于元代，是明清時期地方行政單位之一，以直隸于布政司而得名，與一般隸屬于府的州不同。據清光緒年間《忻州直隸州志》載：“（忻州）元初，改九原府……不久復為忻州……明延用……國朝（清朝）延用，屬太原府。雍正二年，經諾撫軍題請，升為直隸州，轄定襄、靜樂二縣，隸雁平道。”
清朝建立初期，沿襲明代的行政區劃建制，實行行省制和督撫制，地方行政機構為省、道、府、州、縣多層構架。清政府把全國劃為25個省，省的最高行政長官是巡撫，從二品品秩。巡撫下設布政使和按察使，布政使管民政財政，從二品，按察使管司法，正三品。省下設道，最高行政長官稱“道臺”或“道員”，正四品。康熙以后，隨著疆域的擴大、人口的增加以及軍事部署的需要，道的行政職能逐漸被強化，到清中后期，道臺還有密折封奏的權利。道下轄府和直隸州，府的最高長官是知府，又稱“太守”，從四品官階。府下轄散州和縣，州分直隸州和散州兩種，直隸州歸道管轄，最高長官為知州，正五品，散州隸屬于府，知州從五品，直隸州比散州行政級別高，管轄面積大。縣是最低的行政機構，知縣的官階是正七品。
清代山西省劃為4個道，從北向南依次為綏遠道、雁平道、冀寧道、河東道。雁平道駐代州，轄大同府、寧武府、朔平府，冀寧道駐太原，轄澤州府、汾州府、太原府、潞安府，其中，太原府下轄5州20縣，包括忻州、定襄、靜樂。
清朝建立后北部邊境逐漸穩定，社會矛盾有所緩和，長期處于戰亂的忻州地區也出現了繁榮的局面。到雍正年間，州境東西廣135里，南北袤100里，有4鄉47都76個村莊，土地8846頃，常平倉6座，賦稅白銀46000余兩，人口從順治年間的27230人增加到雍正年間的124690人。教育方面，有官辦儒學1座、射圃1處，還有學田40余畝，“所入籽粒，除辦課，為諸生歲考試卷之費”。在軍備方面，清代以前忻州無營制，順治十三年（1656年），“將盤道梁官兵移駐忻州城，設馬兵40名，步兵60名，守兵300名，馬48匹，屬利民路管轄”。作為“晉北孔道”的忻州，當時驛傳也很發達，九原驛有40多匹馬，21名馬夫，另外還有鋪遞14處，每鋪都有多名鋪兵。忻州“地當沖要，差事繁多。南至陽曲縣成晉驛，北至崞縣原平驛，前差未返，后差繼至，絡繹不絕”。
康熙年間，清廷針對府轄州縣過多的弊端，有選擇地增設了直隸州。通過縮減府的管理范圍，擴大直隸州的行政職能，促進地方分轄管理。雍正二年（1724年），清廷把冀寧道太原府所轄的平定、代州、保德、忻州4個州劃出，升置為直隸州，同時還把盂縣、壽陽、靜樂、樂平、定襄、五臺、崞縣、繁峙、河曲、興縣從太原府劃出，分屬上述4個直隸州。忻州從太原府管轄的散州升為直隸州后，劃歸雁平道管轄，領定襄、靜樂二縣。當時定襄有編戶25里，賦稅白銀17000余兩，設常平倉10座，境域東西廣90里，南北袤50里。靜樂縣有編戶30里，賦稅白銀16000余兩，設常平倉8座，境域東西廣120里，南北袤250里。升為直隸后，“忻州營歸東路參將管轄”，在東南西北四個城門配置威遠炮187門，生鐵炮、三眼炮數百門，在關城、金山鋪等地設置軍備墩鋪14處，在通往盂縣、靜樂等要道駐兵數名。
忻州在全省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地位隨之進一步顯現，官員的品秩、職能以及署衙、城門的規制都比過去提升了一級。山西巡撫諾敏以“文盛之區，忻居其一”為由，增加了忻州儒學生員名額，將原來每年招考15名改為每年招考兩次，每次錄取10名。至此，忻州全境東西廣345里，南北袤110里，“南有赤塘關、石嶺關之阻，北有忻口、云內之隘。定襄、靜樂分峙東西，寧武、雁門環山拱后”，實為“全晉后藩，三關內障，出入鎖鑰”。
（責任編輯：盧相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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