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忻州”與“忻口”僅一字之差，二者似乎存在某種關聯。拂去歷史的塵埃，探尋歷史的真諦，原來，“忻州”之稱謂，還是因“忻口”這個村寨而得名哩。
據《通典》記述：“隋置忻州，因忻口為名”。《讀史方輿紀要》載：“十八年，置忻州，因忻口為名。”
那么，忻口之村名的由來，又有何歷史源淵呢？
《魏土地記》云：“漢高祖至平城（今大同），為北軍所圍，用陳平計得脫，還師而南，次于滹沱水曲，六軍欣慶，舉口而笑，故謂之忻口。”（注：“欣”同“忻”）
這段看似簡短的文字背后，實質上是一場血雨腥風的戰事。
《史記·漢高祖記》描述了這場戰爭：漢高祖劉邦統一天下后，面對匈奴的威脅，于公元前201年派韓王信到雁門關一帶防守。鑒于兩軍對壘中韓王信數次向匈奴求和，劉邦生疑其投敵合縱攻漢，故于公元前200年冬率軍親征匈奴。不料在平城（大同）白登山，陷入冒頓單于40萬鐵騎伏兵的包圍，被困長達七日之久。后來，劉邦率兵退到滹沱河拐彎南流的關山隘口之地，此處地勢險要，易守難攻。追兵看到雄關險隘橫于面前，畏而折返。劉邦見追兵退去，同六軍欣然而笑，于是此處村莊被賜名為“忻口”。
劉邦“發現”這一戰略要地后，隨即在忻口村西的山崖上，建造了規模宏大的城堡，以扼險固漢。這座名為“上寨城”的遺跡，至今依稀可見。
自此以后，忻口之境古今戰事接連爆發，“兵家必爭之地”的重要位置實至名歸。
抗日戰爭時期，忻口更是抗戰初期著名的忻口戰役發生地。
忻口之地戰事頻發；忻口之“險”典籍可見。
《忻州志·關隘》這樣描述：“兩山中夾滹沱水，實晉陽門戶”。《忻州古跡名勝詩文錄》又說：“忻口，在縣城北五十五里，東西兩山夾峙，中通一澗……形勢所關要亦忻縣北部之鎖鑰也”。
忻口天然的險要位置，再加漢高祖的“欣然一笑”賜“忻口”，使這里的文化品位和歷史地位顯著提升。據《忻州志·古跡》載：“按前明知州楊維岳所說，‘舊志（指忻州舊志）云，漢高祖突平城圍，至此（忻口）六軍開口欣笑，故名。由上便知‘忻’字的來源’。”
這個“忻”字的出現，著實對當地產生了一定影響。
據說，流經忻口的那條古河，就是從漢時被人們改稱為“忻水”的，是取忻口之“忻”，旨在存皇帝“金口賜福”永世流傳之意。除此而外，這條河在歷史上隨行政建置和行政區劃的變化，還有過其他叫法，如“忻川水”“肆盧川”等，均源于“忻口”之地理及人文。這種以自然地理特征和人文地理特征命名河流的方法，既符合最普遍、最一般的命名方法，同時也與客觀現實高度吻合，因而可信度很高。
上述史實，與眾多歷史典籍中的描述均能一一對應。綜合歷史典籍所述可概括為：忻州之始稱“忻州”，是在隋開皇十八年，即公元598年；忻州稱謂因“忻水、忻川水、忻川口、肆盧川”而得名。這些典籍雖然沒有像《通典》那樣，直截了當地說“忻州因忻口為名”，但這并不影響忻州的真正來源。因為，無論忻水、忻川水，還是忻川口、肆盧川，均與忻口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從根本上講，它們均是由忻口的“忻”衍生出來的，可以說，如果沒有忻口，就不會有這些河名，這些河名是忻口的“別稱”或“代名詞”。說因“河”而名，說到底還是因“忻口”而名。
然而，有一種觀點認為：“先有忻州，后有忻口。忻口的由來是由于忻州北部有一隘口，所以才叫忻口。”
那么，到底是先有忻州，還是先有忻口呢？其實，歷史早就給出了答案。忻口早在春秋時期業已存在，而忻州這個稱謂，到了隋初才出現在歷史的長河中。
乾隆《直隸忻州志》與光緒《忻州直隸州志》俱載：“屠岸賈城，忻口北”。
這是一個很好的歷史例證。屠岸賈就是春秋時期晉國的司寇（掌管國家刑獄的官），當時忻口建有“鵝城”，其城狀如“鵝”形，鵝尾倚山，鵝頭飲滹，城墻高聳，據關守隘。屠岸賈曾屯兵忻口鵝城。
1978年，忻口村民在村西石塘溝挖出銅鼎、銅舟，經專家鑒定，系戰國墓葬品。這一事實與“屠岸賈城”相印證，再一次證明忻口在春秋戰國時期業已存在了。及至明清時期，“忻口故城”依然存在。宋《九城志》：“忻州秀容縣有忻口寨”。《魏土地記》：“漢高祖出平城圍，還軍至此（忻口）……山之西舊有忻口城，相傳漢高祖劉邦所筑”。漢高祖劉邦所筑“忻口城”，經幾千年風雨蝕化，亭臺樓閣已悉數盡失，僅存殘缺城墻的碴牙段，遠視如“筆架”，故今人稱“筆架山”。忻口隋前已存在，而忻州始于隋，故“先有忻口，后有忻州”“忻州因忻口而名”。
徜徉于“筆架山”下撫今追昔，頓覺歷史如煙云越來越遠、越來越淡；而忻口村名儒李良和先生那首詠忻口形勢的詩篇，此時，在我的腦海里卻越發清晰起來，不禁再次吟誦起來——
滹水縈迂泰戲來，
神工鬼斧鑿山開；
荒城一角誰人識？
大略終歸漢祖才。（趙月明）
（責任編輯：盧相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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