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乎意料地，“恐婚”竟成為近期一些新聞下網友評論的高頻詞。
相比浙江杭州、四川安岳兩起被接連曝光的丈夫殺妻報警謊稱失蹤的極端個案，“女子不堪丈夫家暴跳樓癱瘓”的新聞讓更多人感同身受。
在這起案件中，一段長約1分40秒的監控錄像引起激憤。視頻畫面中，一女子被一男子揪住頭發，從畫面的這一頭拖到那一頭，從室內被推到門外，又揪回屋內。鏡頭轉到戶外，她從天而降，雙腿重重地砸在地面上。
視頻中的女子是河南商丘的劉女士，施暴者是她的丈夫竇某某。劉女士說，竇某某賭博輸了幾十萬元，并在賭場被他的母親發現，他認為劉女士“告密”，2019年8月13日，竇某某來到她位于商丘市柘城縣的服裝店里，對她實施毆打。
為了逃生，她選擇從二樓跳下，導致其包括左眼眶、腰椎胸椎等9處骨折，雙下肢截癱。快一年過去，她還需要坐著輪椅、拄著拐杖出行。當地人民檢察院已以故意傷害罪對其丈夫提起公訴，案件正在審理中。
“離婚難”“快一年都沒離成”，劉女士說，事發近一年，丈夫仍不同意離婚。2020年6月5日，她向法院提起離婚訴訟。7月14日，第一次開庭后，法院稱雙方意見不統一，要求調解，等刑事判決有結果后再一起決定。對此，劉女士無法接受，申請再次開庭。多位法律從業者表示，劉女士離婚訴訟案作為獨立案件，不必適用“先刑后民”的程序，更不應跟刑事案件的處理結果綁在一起。
柘城縣人民法院政治處一位工作人員接受采訪時介紹，劉女士并未在遭受家暴后第一時間向法院提起訴訟；且按照離婚案件的程序，當事雙方需要經過訴前調解的過程。在最新的通報中，柘城法院稱，由于雙方調解意見分歧較大，法庭不再進行調解，案件將擇期宣判。
婚姻法和即將生效實施的民法典都規定，人民法院審理離婚案件，應當進行調解。但法律也指出，有“實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遺棄家庭成員的”等情形之一，調解無效的，應準予離婚。
“家暴都打成這樣了，還離不成婚？”“惹不起還躲不起嗎？”網友的評論中“恐婚”成為高頻詞。人們擔心，脫離這樣的婚姻，可能會是一個難題。
民法典對“離婚冷靜期”的設置引發社會的廣泛關注，也是基于人們對類似情形的擔憂。但需要說明的是，“離婚冷靜期”只適用于協議離婚，不適用于訴訟離婚，基于“保障離婚自由、防止輕率離婚”的離婚立法指導思想，在一定程度上遏制沖動、輕率、猶豫型離婚。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解釋，對于因家暴而要求離婚的，一般通過起訴解決。
最高人民法院大數據研究院曾發布離婚糾紛的專題報告，在2017年審結的140余萬件離婚糾紛案件中，有77.51%的夫妻以感情不和為理由，因家庭暴力向法院申請解除婚姻關系的夫妻占到了14.86%。
但在司法實踐中，訴訟離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從李國慶感嘆“這都分居兩年零五個月了，還得質證感情破裂與否”就可見一斑。我國法律規定訴訟離婚的法定情形包括夫妻一方重婚或者與他人同居；實施家庭暴力或者虐待、遺棄家庭成員；有賭博、吸毒等惡習屢教不改；因感情不和分居滿二年，以及其他導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此外，還有一方被宣告失蹤，另一方提起離婚訴訟的。
在司法實踐中，如果雙方當事人不符合離婚的法定情形，當事人第一次起訴離婚，法院通常不會判離；如果沒有新的事實和理由，原告只能在6個月后向人民法院再次提起訴訟。而在第二次起訴離婚過程中，調解依然是必經程序。
2017年，四川成都一名女子被丈夫家暴致左耳失聰起訴離婚，法院一審判決不準予離婚。法官后來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解釋：“（按照）傳統的思想觀念，寧拆十座廟，不毀一樁婚，要給雙方冷靜期。”在歷時2年，上訴發回重審再次上訴后，2019年10月31日，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終審判決，準許二人離婚，婚內財產分割各半，丈夫賠償家庭暴力造成的精神損害撫慰金1萬元。
事實上，我國在訴訟離婚中也存在“離婚冷靜期”的嘗試。2018年7月，最高法發布《關于進一步深化家事審判方式和工作機制改革的意見（試行）》的規定，法院審理離婚案件，經雙方當事人同意，可以設置不超過3個月的冷靜期。在這段時間內，人民法院可以根據案件情況開展調解、家事調查、心理疏導等工作。
西藏民族大學訴訟法學碩士徐曉杰對作為“家事調查”示范改革試點的陜西省某縣基層人民法院進行了考察，他認為，訴訟離婚冷靜期對減少沖動型離婚、節約司法資源和保護兒童最大利益優先上存在積極意義，但妨害雙方當事人的實體權利和訴權，由法院強制性地暫停了訴訟程序，部分夫妻的問題在訴訟離婚冷靜期內并未解決。更有甚者，如果一方存在家暴的情形，另一方無法通過協議離婚的方式解除婚姻關系，走投無路之下選擇訴訟離婚，遭遇訴訟離婚冷靜期，不僅不能化解家庭矛盾，反而給另一方以及子女的人身安全造成更多的威脅。
他認為，訴訟調解貫穿于離婚訴訟的全過程，訴訟離婚冷靜期與調解制度功能重合，沒有獨立存在的必要，應該在有限的范圍內適用訴訟離婚冷靜期，至少在家暴、賭博、吸毒以及夫妻雙方感情確實破裂的特殊情形下，能跳過訴訟離婚冷靜期直接作出判決。
即便如此，在司法實踐中，家暴的認定也非常困難，要結合家暴行為與傷害結果直接因果關系的證明、要持續性反復性的施暴、要看受害的傷勢程度等等……并不是人們樸素認知中的打一巴掌、打一次，就算得上家暴。
2019年，福建警察學院法律系副教授陳穎對反家庭暴力法實施以來福州市基層法院作出的90例涉家庭暴力情節的離婚糾紛一審判決書進行了分析。其中，法院認定存在家暴情節的僅有2起，沒有得到認定的占絕大多數。其中，提出遭受家暴主張但沒有提交證據的案件數量有66個，剩余的24起案件中，有22起案件因證據不夠充分或不具備關聯性，都沒有得到認定。
即使是認定存在家暴情節的2起判決，其中1起作出離婚判決，另一起案件中，法院認為，雖然被告曾毆打過原告，可原告也曾原諒過被告，且被告也為此感到懺悔，故原告關于雙方夫妻感情已經破裂的主張不能成立。
陳穎發現，訴訟中能夠被認定的證據種類較少，而認定“家庭暴力”的證明標準過于嚴苛。一方面，不是所有涉及家暴的離婚案件都會經過公安機關的處理，而當事人往往會因為鑒定程序繁瑣而放棄鑒定，最多提供一些傷情照片、就診記錄等。另一方面，即使受害人能夠證明曾遭受暴力，法院也不會直接將其認定為法律上的“家庭暴力”，只有當事人能夠證明自己被周期性地實施暴力，才可以認定家庭暴力情節的存在。因此，受害人必須在每一次遭受暴力時都要及時報警、留下證據。
對家暴受害者而言，遲一分救濟，就多一分再度遭遇暴力傷害的可能。發生在南京的一起案件就是如此，妻子董女士長期遭家暴，先后兩次向法院提出離婚，就在第二次提起離婚訴訟后沒多久，她慘遭丈夫魏某殺害。7月24日，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判決魏某犯故意殺人罪、故意傷害罪，判處死刑，但被害人的生命已經無法挽回。
數據顯示，自2003年起，我國離婚率連續15年上漲。而自2013年起，我國的結婚對數開始逐年下降，2013年為1346.9萬對，2018年降至1013.9萬對。這反映著時代變化和社會發展，也是法律和政策制定的重要參考。
婚姻家庭是社會的基本單元之一，我國司法機關對婚姻家事案件的審慎態度無可厚非。但“保障離婚自由，反對輕率離婚”的指導思想不能僅僅體現在后半句，法律對離婚自由給予了種種保障，尤其對那些人身安全受到威脅的弱勢一方，要保護他們的生命權和健康權不受侵害，任何司法救濟都應以保障這兩項基本權益為前提。對不少在婚姻中遭遇家暴、虐待的當事人來說，訴訟離婚是僅有的救濟渠道，對確已破裂，當事人面臨家暴虐待等威脅的婚姻，司法機關應盡早審結，果斷判離，避免誘發惡性刑事案件，或加劇當下社會中存在的“恐婚情緒”。
錢鍾書先生有一句形容婚姻的名言：“婚姻是一座圍城。城里的人想出來，城外的人想進去。”如果出城的路限行了，想進城的人難免要更加遲疑一番。
（責任編輯：梁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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