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報》2025年10月2日第06版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王巍曾這樣評價山西襄汾陶寺遺址：“沒有哪一個遺址能像陶寺遺址這樣，全面擁有文明起源形成的要素和標志。”陶寺遺址作為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中的重點遺址，是研究中國歷史和古代文化、感知中華民族精神內涵的必經之地。
要深入了解陶寺文化，就不得不提到陶寺遺址的一項重要考古發現——圭表。圭表是度量日影長度的一種天文儀器，由“圭”和“表”兩個部件組成。水平放置于地面上，表面刻有刻度以測量影長的標尺叫“圭”，也稱“圭尺”；垂直于地面的標桿叫“表”，亦稱“立表”。據學者研究推測，陶寺遺址出土的圭尺和立表，是目前考古發現最早的圭表儀器實物，距今4300年至4000年。陶寺遺址中期王墓出土的立表，為通身涂紅彩的木桿，其復原高度為225厘米，按照陶寺一尺等于今25厘米來換算，折合陶寺尺為總高9尺。古人在使用立表時，將其垂直插入地下1尺，地上留8尺。
同期出土的圭尺，為木胎彩漆桿，復原長度187.5厘米，折合陶寺尺7.5尺。圭尺上殘余42道刻度，其中第11號刻度的長度為1.6尺。《周髀算經》提到，夏至標準的晷影是一尺六寸，但并未說明其具體意義。《周禮》說夏至影長一尺五寸為“地中”，但這是河南洛陽的數據。從地理緯度上看，陶寺所在的晉南地區位于洛陽的北邊，夏至影長要更長。綜合推斷，陶寺圭尺的第11號刻度，應該就是古代晉南地區的一個“地中”標準。
在古人心目中，圭尺的重要性主要體現在它能夠判定“地中”。“地中”觀念源于古人樸素的宇宙觀，是“中道”“正統”等社會心理基礎與政治意識形態的源頭，經夏商周三代的不斷強化與鞏固，其地理標志基本固定在嵩山及伊洛地區一帶。即使后世國家政權中心由于各種原因，一時遠離“地中”，統治者們也會通過“假中于河”、祭拜嵩山“天室”、營建“東都洛邑”等方式，與“地中”建立聯系。
經過40余年的考古發掘與研究，學界普遍認為，陶寺遺址是一個邦國的都城遺址，陶寺文化所覆蓋的區域 ，其政治實體已進入國家階段。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考古學家蘇秉琦認為，在陶寺文化中，“中國”的概念已經出現。這里的“中國”，我們可以拆解為“中”和“國”兩方面：“中”是“地中”概念，“國”在考古學上的意義主要代表“都城”。綜合陶寺遺址多年考古成果，我們認為，陶寺文化完整而明確地體現了早期“中國”的概念——“地中”之都，中土之國。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歷史學院教授、陶寺考古隊第四任隊長，本報記者付明麗采訪整理）
（責任編輯：梁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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