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覆滅后，蒙古貴族殘余勢力被迫退居長城以北，但仍保有一定的軍事實力。他們屢次派兵南下侵擾明朝邊境，對北方防務構成威脅。明成祖朱棣繼位后，為強化北方安全與軍事布防，便將都城由應天（今江蘇南京）遷至北京。成祖在位期間，曾多次親率大軍出塞北征，成功擊退蒙古軍的進犯，暫時保障了邊境安寧。然而雙方沖突并未徹底平息，戰事時有發生，北方邊境民戶被迫流離失所。
忻州地處邊防關鍵地帶，受蒙古軍襲擾更為頻繁。光緒《忻州直隸州志》載：“明正統間，也先入內，轉掠至忻，經貓寨，為石巨常射退四十七騎，乃引去。嘉靖間，套騎數入內地，不能遍考。其可知者二十二年與三十四年耳，蹂躪亦不待言矣。”《忻縣志》載：“嘉靖二十八年，周夢采任知州，時遷駐河套的蒙古騎兵屢犯邊境，鑒于州城城郭殘破難以抵御，遂征集民夫三千人，將城墻加高培厚，并增設敵臺。嘉靖三十四年，河套蒙古騎兵再次襲擾忻州，肆意擄掠，蒙古首領吉囊率騎兵經忻州云內口進犯太原。嘉靖三十九年，蒙古土默特部首領俺答由寧武、寧化入境，在忻口以西一帶瘋狂擄掠，廬舍盡毀，隨后直抵州城，過赤塘關，徑達太原侵擾。”
由上述記載可知，忻州地處明王朝北方邊防要沖，是京都的戰略屏障與前沿陣地，故有“三關總要，晉北鎖鑰”之稱。然而，由于耕地稀缺、人口稀疏，當地農業生產方式粗放、糧食產量低下，即便植被廣闊、野生動物繁多，也因戰亂頻仍、防務薄弱，導致常年民不聊生。正如清乾隆年間忻州知州竇容邃所言：“自嘉靖辛丑，北虜犯太原諸處，邊警日增，羽檄旁午，置郵四布，馳傳者多所需，民甚苦之。流離日甚，十室九空。忻崞居民落落，不啻晨星。”張堯行正是任職于這一嚴峻時期，身負朝廷重任，他當仁不讓扛起了守土安邦之責。
關于張堯行的突出政績，《重修州城記》中有詳細記載：“忻州于古為陽曲，外控云谷，內蔽全省，最稱要害。而地勢平曠，無河山為之關閡。虜闌入，憑城為守，城僅筑土為之，易于潰壞。至嘉靖之季，虜無歲不內訌，忻父老子弟時苦蹂躪，蕭然不支矣。”文章交代了忻州地理位置的險要和鞏固提升防務部署的戰略意義。文又云：“屢欲甓以磚石，而蒿目瘡痍之民，不任吏役，又官無見緡，議輒寢。比和虜后，益復因循二十余年，郊無壘，州無城，城無守御之備，垝垣敝甲以待市而不虞其變。”這段又指出了修城的迫切性。審慎考量后，張堯行聯合督府、軍府的王公一同擬定奏疏，上報朝廷請求修城，奏疏獲批后，忻州修城事宜正式定案。亦載：“萬歷丙申，巡撫中丞魏公行部至忻，慨然太息，亟令主者揣厚薄、度崇卑、量經費，凡既具矣，與督府王公合疏以聞，報可。”
文又云：“則先斥酒稅數千金為經費，而部使者、治兵俊者暨郡守以下，各搜其贖鍰。若大盈庫糧銀佐之。力因戌卒，食因月餉，費出自公，物給以直，上不煩科征，下不虞賠累。”這段文字明確了修城的資金來源，主要分為三部分：其一，先動用每年應征繳的酒稅作為核心經費；其二，各部賢能官員、治軍官員及郡守以下各級官吏，需將罪犯以錢財贖免罪行或抵消過失所繳的銀兩盡數上繳，不得遺漏；其三，由大盈庫撥付糧款予以輔助，這筆款項既用于解決戍邊士兵的口糧供應，也涵蓋士兵月餉等開支。通過這一系列籌措方式，實現了自上而下不向民間額外攤派征稅的目標，既保障了修城的資金需求，又讓百姓無需增加賠本虧累的負擔。政府為百姓所想，減百姓所負，不言而喻。
修城工程竣工后，《重修州城記》特意記述了兩位核心主事者——署理寧武道事務的參將白易居與忻州知州張堯行，這一重大工程亦被載入《國史》。文曰：“經始于萬歷二十四年四月，訖工于二十六年十月。城高四丈二尺，石基八尺，周二千一百九十丈，樓櫓睅晲，靡弗壯麗。役兵壯三千人，靡金錢二萬六千七百有奇。工竣，署寧武道事參白易君，忻守張子具始末請紀其事。”參與工程的相關人員分工明確，依例均得署名：專理者為太原府同知賈一敬、嵐縣添注典史趙夢麟；分理者為忻州判官邱允升、清源縣縣丞曹汝宏；總理者為太原府知府趙彥、周濤，及忻州知州張堯行。
關于張堯行，光緒《忻州直隸州志》載：“張堯行，宜川人，貢生。二十二年由靜樂知縣升任。端毅不回，嚴明有執。自胥吏逮，眾庶皆畏若神明。欺詐不攻，自破包城一節，嚴督精核，日夕不少倦。及告成，幾嘔血。”
又載：“萬歷二十四年，巡撫魏公允貞捐錁金已甃磚石，檄委太原同知賈一敬、知州張堯行董其事。經始于四月，訖工于二十六年十月。磚厚七重，石基八尺，高四丈二尺，周二千一百九十丈有奇，隍三重，深二丈，闊丈余。四門，東迎暉更名永豐，南康阜更名景賢，西留映更名新興，北鎮遠更名拱辰。宗伯余繼登記。”（張明遠）
圖為忻州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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