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從古就有“濟危扶困，憐孤恤貧，救助弱善”的優良傳統，自古到今，從未停息。既然如此，在我國，古代政府又是通過怎樣的方式救助弱勢的？用我們現在通俗的話來說，古代政府是如何進行“扶貧”的？經研究歷史，略知一二，現以忻州為例說明，以窺全貌。
忻州，古屬冀州，是中華民族的重要發源地之一，有著悠久的歷史文化，禮儀道德，詩書文藝，淵源久長，故有“文躋九原，雅出秀容”之美譽。據《忻州直隸州志·上》記載，在清雍正年間，為救助孤弱貧困者，忻州在城西門內，也就是現在的秀容書院舊址，建有“養濟院”，定額收留孤貧10名，每名日給倉米一升（約相當于現在的1.2斤），一年一共給養濟院撥付谷59石（每石約120斤，59 石是7080斤，谷碾成米后按照谷重60%計算），若遇閏月年，撥付谷64石，由州衙常平倉支放，具體手續由專管倉庫的縣衙辦理；除此之外，還要給付這十人花布銀共九兩四錢四分。這是第一種扶貧救濟方式。
第二種方式就是建立“普濟堂”。清雍正二年（1724年）奉旨建立，在忻州南城門外，如今南關村這個地帶，收養孤寡老病之人額員50名，所費由州衙支付，然而州衙經費有限，開支較多，不足以支付，于是州衙就為普濟堂“圈地”，用“圈地”的租金及利息變現支付普濟堂所費。《忻州直隸州志·上》載：“普濟堂向無經費，檢查卷宗，有地二百七十九畝七分八厘八毫。又存庫平銀一千一百兩，發交典當、綢緞兩行生息（一分二厘行息）歲得利銀一百五十八兩四錢。地租可易銀三十余兩，租據兩行領字皆有存案。額養老病貧民五十名，每月由吏目經理散放，所有租息年終應行報州查核（舊卷冊籍系乾隆五十一年，交歸吏目經管）。”從以上文字我們不難看出，普濟堂有歷年土地經營所得庫存銀1100兩，年利息可得158兩4錢，再加之繼續租地的收入30多兩，兩項合起來就是190兩左右，依靠這些費用，維持50名老弱殘病人的生活開銷。
第三種方式就是政府建有倉庫，在忻州稱“常平倉”，在忻州州衙儀門東，清康熙年間建有6座，共24間，后又添建3座（時間不明，無考），共20間，還新建米廒2座，共4間。儲谷定額3萬石，到清光緒年間一直是11座48間。常平倉主要就是儲存谷米，用于支付“孤、貧、流、犯口糧”。光緒三、四年，山西遭遇奇荒，忻州州衙奉文平糶賑濟，動支倉谷10930余石。
第四種方式就是由忻州州衙建立“義倉”，專備荒年使用。忻州“義倉”設于哪個朝代，無從考察，但《忻州直隸州志·上》有關于義倉的記載：“義倉城鄉共7處，存儲谷石；本城城隍廟旁，存谷五百一十余石；東鄉雙堡村存谷四十余石；又郭村存谷三百四十余石；西鄉四六奇村存谷二百二十余石；又張村存谷二百四十余石；南鄉白石村存谷一百四十余石；北鄉東高后存谷四百四十余石。”以上各義倉俱設有倉長，經理其事。
第五種方式是建立“義學”，對貧困學生讀書進行扶助，相當于我們現在的“教育扶貧”。《忻州直隸州志·上》載：“按義學舊志載，在城四鄉各一，凡五區。康熙五十二年奉文建立，以教貧民之無力從師者，其束脩、薪水由官捐俸，按季資給。查義學，現城中有南北門兩處，延師、束脩各三十千文，由書院生息撥給。其各處義學廢于何時，無從稽考。”又載：“按忻口有義學一區，照國策創建文昌祠并建義學，置義田三十二畝，為膏火之資。乾隆五十九年，滹沱河漲溢，祠遂傾圮。后其裔孫趙云騰移修金山之麓，仍建義學，趙紹祖有文記其事。”從以上文字得知，在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忻州奉康熙旨意建五所義學，忻州城內和東、南、西、北四鄉各一處，貧困學生給老師的見面禮（束脩）及老師薪水由州衙負責，每年發放四次。到乾隆十二年（1747年），忻州城中有南北兩處義學，其費用由秀容書院租地所生利息給付。而位于鄉下的義學，也都一直堅持，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忻州北鄉（又叫金山鄉）所建義學被水淹沒，其原建該義學的曾孫趙云騰又在金山修建，可見忻州義學至少在清代前期和中期是一直延續的。
第六種方式就是官員和紳士出錢資助，我們現在稱社會捐資。明成化年間，山東壽張人劉清到忻州任知州，善政不少，“曾遇歲荒，勸富人豁賑，得粟萬石，鏹千兩，按戶分給，菜色立起”。清康熙七年（1668年），遼陽舉人柯弼從浙江省湯溪縣提拔到忻州任知州，“閱城郭，歷效圻，見有暴骨于溝澗沙礫中者”。也就是說，他在忻州調研時發現有尸骨暴露于沙溝，于是自己捐俸一十五金，在忻州城北購地14.3畝，建設義冢，供貧弱孤寡者死后埋葬。明朝嘉靖年間，忻州富人范永澄賑濟災民，當時境內遭遇荒年，老幼啼饑，流徙載道。他出粟五百石救濟災民，然而災民太多，這些還不足以賑濟，他又拿出自己所有的積蓄1000余石予以賑濟，由是“枵者以果，病者以興，蕩析者以保聚”。清代道光進士、董村人劉視遠家底殷實，辭官歸隱后，適逢忻州遭遇荒災，米價飛漲，窮苦百姓極度恐慌。危機時刻，他“糴谷萬斛，平糴，市價遂平，鄰村得免餓殍，里人稱之”。像這種“聞難必恤，見義必為”的先賢，忻州歷史上還有好多，這里不一一列舉。
第七種方式就是申請上級災免，這當然必須是知州親為。鑲藍旗人許嗣興于清康熙十八年（1679年）擔任忻州知州，十分關心民事，“耕獲時必單騎履畝，勸民勤業。歲值大荒，民乏食，公詳請賑濟”。許嗣興見忻州遭遇饑荒，就寫奏折向朝廷報告災荒情況，請求災免。從《直隸忻州志·上》所載的這段話更可以看出當時州衙對于貧困饑荒者的態度：“我國家輕徭薄斂，正供之外，毫無煩苛。歷考從前軍興之際，雖庫倉支絀，向不累及齊民。間有水旱偏災，輕則緩征，重則豁免撫恤，不使一夫不得其所。”意思是忻州正處重災之年，應向皇帝申請豁免稅糧，讓每個人都能生活，用我們現在的話說就是：“在小康路上不能有一個掉隊的！”
第八種方式是建立“漏澤園”，后也叫“義冢”。一些孤寡老人死后無人安葬，按照民俗又不能曝尸荒野，這時候忻州州衙就出資建設“漏澤園”，專門用來埋葬那些無人安葬的死者。《忻州直隸州志·上》記載：“忻州‘漏澤園’有二，一治厲壇（今忻州城北關東）后，一北關外西。”又載：“義冢二，一在北關外，系前州牧柯捐俸置，用銀十五兩買生員張夢麟地十四畝三分。一在西門外，系前州牧戈捐俸置，用錢九十六千，又買州民李連壁、陳好孔地十畝六分九厘。”
需要注意的是，明清之際忻州州官不僅十分重視對貧弱者的救助，而且扶貧的方式也很多樣化。明萬歷年間進士楊維岳深知“郡近邊塞，地寒，物產稀少，民貧而吝，與省會雁門頗殊”，故他擔任忻州知州后，先后開水渠三十五道，墾荒地五十余頃，大力發展忻州農業，增加老百姓收入。忻州知州、嘉靖年間舉人王守成，蒞政精敏，修廢舉墜，教織督栽，通過發展紡織業和林業增加百姓收入。明宏治年間進士王軒是山東臨清人，來忻州后，曾開云牧兩河鹵地，建立四座倉庫，以備饑荒。清康熙年間忻州知州許嗣興，更是十分注重民生，曾開渠筑堤，以御水患，沾利者數十村，忻州士民咸謳思之。以上這些事例說明，明清之際忻州知州都十分重視利用發展經濟來有效解決百姓的貧困問題，這些積極措施也許直至現在對我們都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總而言之，忻州古代的這些扶貧救助措施更看重的是實際行動，即在效果不在形式，關于這一點也值得我們重視。
（責任編輯：梁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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