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刻紋玻璃盤
唐咸通十四年（873年），唐懿宗舉行了唐代規模最大的一次迎佛骨活動，彼時從長安到法門寺，一路上車馬喧闐，晝夜不絕，王公大臣，競相膜拜。狂熱的崇拜活動并沒有佑護這位虔誠的皇帝，同年懿宗駕崩，第二年，唐僖宗將舍利歸還法門寺地宮，并將大量絕代珍寶供于塔下地宮。
據地宮出土的物賬碑記載，整個地宮被布置得“窮天上之莊嚴，極人間之煥麗”。在這些文物中，有六件來自阿拉伯國家的刻紋藍玻璃盤。玻璃盤保存完好，為無模吹制成形，通體藍色，晶瑩光潔，盤面刻滿紋飾，主體紋飾為以雙線勾勒出的十字形框架，盤心為正方形方框，方框外刻四個拱門形狀的尖瓣，與中心方框組成四個“米哈拉布”紋樣。“米哈拉布”是伊斯蘭教清真寺大殿的禮拜龕，四個尖瓣內各刻一朵五瓣葉子植物紋，尖瓣之間也飾以植物紋。制作工藝是在玻璃成器之后，用比玻璃更堅硬的工具在其表面淺刻花紋，加以描金，從而使得玻璃盤更為華麗。
玻璃的主要原料是硅酸鹽巖石中的石英。石英廣泛分布于世界各地，但單純的石英熔點很高，需要1700℃以上的高溫，如加助熔劑可降到1400℃以下。最好的助熔劑是純堿。地中海東岸分布有大量的自然純堿，所以很早這里就燒制出了玻璃。相傳一艘歐洲腓尼基人的商船上滿載純堿，航行在地中海沿線，由于海水落潮商船擱淺，于是船員們登上沙灘，搬來木柴，并用幾塊純堿作為大鍋支架，在沙灘上做起飯來，后來發現鍋下面的沙地上有一些晶瑩明亮、閃閃發光的東西，這就是最早的玻璃。
石英含有少量的鐵，鐵在一般情況下使玻璃呈現綠色，很像綠松石。湖北省博物館的鎮館之寶之一——越王勾踐劍，劍身上有八字鳥篆錯金銘文，劍身一面裝飾著綠松石，一面裝飾有兩塊藍色玻璃。所以，在古人心目中，玻璃是高檔綠松石的替代品。
西方的高檔玻璃器和玻璃制造技術，曾多次傳入中國。439年，雄才大略的北魏太武帝拓跋燾攻滅北涼，結束了西晉之后長期分裂割據的局面。絲綢之路再次暢通，中外文化之間交流頻繁，一段有關玻璃制造的佳話由此產生。玻璃古稱“琉璃”，“玻璃”是南宋之后才逐漸推廣的名稱。《魏書》記載：“世祖時，其國人商販京師，自云能鑄石為五色琉璃，于是采礦山中，于京師鑄之。既成，光澤乃美于西方來者。乃詔為行殿，容百余人，光色映徹，觀者見之，莫不驚駭，以為神明所作。自此，國中琉璃遂賤，人不復珍之。”
在大同地區近年來的考古發掘中，不斷出土玻璃器，其中既有典型外國樣式的玻璃器，也有從器型到成分檢測都能證明是中國所產的玻璃器。這些國產玻璃器呈現湛藍的色彩，如同現在大同的藍天，所以又被稱為“大同藍”。這些“大同藍”玻璃器的出土，可以證明《魏書》中關于玻璃器的記載所言不虛，而且制作玻璃器的原料就在大同附近的山中。只是由于在傳統社會，技術的擁有者時常秘不示人，因此技術本身也容易失傳。
乾隆特別喜歡玻璃制品，寫過多首與玻璃有關的詩，其中一首稱玻璃“內外洞達稱我心，虛明映物隨所受”。玻璃具有其他天然材料所沒有的晶瑩剔透特性，與佛法的自性清凈相合，因此被佛家視為七寶之一，在佛教盛行的南北朝時代被大量引進。
公元7世紀，阿拉伯國家興起，當地人繼承了羅馬玻璃器和波斯玻璃器的制作工藝精華，又將伊斯蘭文化及風格融入其中。隨著與唐王朝的交往不斷密切，制作精美、裝飾華麗的玻璃器大量傳入中國。除陸上絲綢之路外，唐代的海上絲綢之路也日漸繁榮。唐大歷八年（773年），嶺南節度使陸嗣恭平定哥舒晃叛亂時，在廣州“誅戮舶商，沒其財數百萬私有之”，并將掠奪來的九寸琉璃盤獻給代宗，代宗“以為至寶”。“學問雖遠在中國，亦當求之”。在唐代，有正史記載的阿拉伯國家遣使來朝多達三十余次，而民間往來更加頻繁，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鑒而豐富。（杭 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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