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千年來，蘇軾受到了人們喜愛。人們喜歡他更多是因為其在文學藝術領域的成就，但我“遇見”蘇軾是因為《秧馬歌》，以及他對農田灌排工具龍骨水車的描述：“翻翻聯聯銜尾鴉，犖犖確確蛻骨蛇。”
公元410年農歷九月中旬，陶淵明在自家西田里收稻，寫下了《庚戌歲九月中于西田獲早稻》，記錄自己對人生的感悟：“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題雖有“早稻”二字，但陶淵明并沒有意識到，那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早稻”，而只是晚稻中的早熟品種。江西真正的早稻可能是北宋真宗引種的占城稻，蘇軾較早記載了占城稻在江西的情況，元豐年間，在經過今江西九江時，他留下了“吳國晚蠶初斷葉，占城早稻欲移秧”的詩句。
蘇軾關于農業(yè)技術的記載最為人所熟知的莫過于秧馬，他謫居黃州時，在鄰近的武昌一帶發(fā)現農民在水稻移栽時使用秧馬。這種輕便省力的農具引起了蘇軾興趣，在之后日子里，他四處推廣秧馬，并作《秧馬歌》：“我有桐馬手自提，頭尻軒昂腹脅低。背如覆瓦去角圭，以我兩足為四蹄。”到了嶺南，依舊繼續(xù)致力于秧馬的推廣與改進。
雖然蘇軾沒有系統(tǒng)的農學著作問世，也沒有人將其視為農學家，但這并不能掩蓋他作出的農學貢獻。元代王禎的《農書》中，提到或引用蘇軾文字就不下十處。當把視野投向更廣闊的領域，會發(fā)現蘇軾在科技領域的貢獻很多。主政徐州時，他和副手一起對漏刻進行改進，并作銘文記敘了徐州蓮花漏的制造過程以及漏刻在計時上的重要性。此外，蘇軾派人于州西南白土鎮(zhèn)一帶開采石炭，用來替代林木冶鐵制作兵器，還為此作詩《石炭·并引》，指出石炭的開采對手工業(yè)乃至武器裝備制造的意義：“南山栗林漸可息，北山頑礦何勞鍛。為君鑄作百煉刀，要斬長鯨為萬段。”
蘇軾最早提出了“水學”這一水利工程技術的概念。任杭州知州期間，他對水利專家單鍔撰寫的《吳中水利書》進行了研究，并向朝廷上奏。到嶺南以后，蘇軾聽聞廣州百姓飲用水苦咸，遂把自己治理杭州的經驗告知廣州太守，建議將城外蒲澗山的甘甜溪水通過開鑿石槽、竹筒作管引入城中，建起了廣州最早的“自來水系統(tǒng)”。
在嶺南期間，蘇軾對當地以破壞環(huán)境為代價開發(fā)銅礦的求富行為提出批評，謫居海南儋州時作《蜀鹽說》，對井鹽的歷史地理及技術進行了詳細介紹……這些零碎的、無意的發(fā)現，也成為蘇軾知識世界的一部分。或許是由于蘇軾在文學藝術上的成就比較耀眼，較少有人關注蘇軾在文學藝術以外的成就。
知識世界強調的是知識個體之間的聯系，這種聯系既包括時間上的聯系，也包括空間上的聯系。中國古代與科學技術相關的知識大多被概括為“博學”，而“博學”“博物”“格物”正是蘇軾那一代讀書人共有的特點。從蘇軾出發(fā)，我們可以考察宋代的農業(yè)、礦冶、水利、漁獵、飲食等技術，并以荔枝、柑橘、松、竹、花卉、茶、酒等為研究對象。蘇軾出現并不偶然，北宋是中國古代科技輝煌時期，涌現眾多在科學技術領域有重大貢獻的杰出人物，這些人物或多或少都與蘇軾有著直接或間接關系，其中就包括被李約瑟稱為“中國科學史上的坐標”——沈括。
沈括和蘇軾曾是崇文院同事，他們在科學上主要的交集是《蘇沈良方》。《蘇沈良方》不是二人生前共同合寫的醫(yī)學著作，而是在他們去世后，有人將他們有關醫(yī)藥的論述編輯而成的著作。宋代士人精通醫(yī)理的不在少數，而蘇軾與沈括更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們在疾病診斷和治療方面多有過人之處，這些在《蘇沈良方》中都有詳細記載。書中所收錄的一些神效方藥，如蘇合香丸、至寶丹、礞石丸等也為后世所常用。沈括的科學名著《夢溪筆談》中提及的歷史、天文、術數、文學、藝術、科學、技術等內容，蘇軾都有不同程度的涉獵。
蘇軾認為：“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這種“玩物之變以自娛”的科學精神，在強調經世致用的中國傳統(tǒng)社會中是難能可貴的。我們或可從蘇軾的角度去解讀宋代科技史，作為那個時代的知識精英，科學的進步自然會反映在蘇軾身上。蘇軾為宋代科技的相關內容提供了個人經驗，有助于今天人們更全面了解宋代科技知識的狀況及其產生、傳播和應用情況。（曾雄生）
（責任編輯：盧相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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