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北京8月26日電(記者 上官云)許多年前，在故宮博物院院史上，曾發生過一件大事，即“故宮文物南遷”。
在學術專著《故宮掌門人1925—1949》中，故宮博物院研究館員章宏偉以李煜瀛、馬衡等七位“掌門人”為線索，串聯起故宮的變遷史，展現大時代背景下個人的抉擇與擔當。
書中，同樣也講到了故宮文物南遷的故事。他對中新網記者表示，彼時，故宮博物院文物分5批向南遷徙，總計13427箱又64包。此后，文物又經歷了一次“西遷”。
一次文物大遷徙
“1931年9月18日，日本蓄意制造并發動侵華戰爭。有識之士認識到日本的侵華野心，中日之間全面戰爭不可避免。”章宏偉說。
圖片來源：章宏偉著《故宮掌門人1925—1949》
“當時很多人都意識到了文物外遷的重要性。”他介紹，故宮保存的檔案中第一個建議故宮文物外遷的是湖南石門多奇云1932年8月的來信，多奇云就是個普通人。
1933年2月7日，第一列裝滿文物的列車從北京啟程。章宏偉介紹，當時的押運負責人是院秘書吳瀛。
他說，不過，由于當時對遷出的文物存放于何處存在不同意見，因而第一輛裝載著文物的火車，就那么在南京火車站岔道的鐵軌上停了一個多月，才決定運到上海的租界保存。
南遷的故宮博物院文物總計13427箱又64包。此外，古物陳列所文物5414箱、頤和園文物640箱又8包8件以及國子監石鼓11箱也南遷上海保存。
“1936年，位于南京的文物保存庫建成，那些文物又全部被運到這個庫房里保存。”章宏偉介紹，這就是當時故宮文物向南遷徙的一個基本脈絡。
向后方疏散
遷徙到南京保存的那些文物，并沒有過幾天安穩日子。“七七事變”爆發后，日軍大舉進攻上海，南京情勢日趨危急。
圖片來源：章宏偉著《故宮掌門人1925—1949》
《故宮掌門人1925—1949》里提到，彼時剛剛轉遷到南京庫房的文物，又分三路向后方疏散。這些國寶不得不再次奔波，開始長達10年的漂泊。
“這就是后來我們說的故宮文物西遷，當時馬衡擔任故宮博物院院長，是這次文物西遷工作的主要負責人。”他說。
其中，1937年11月19日，中路文物由水路起運，開始運往漢口。又從漢口漸漸上移，運到了宜昌，然后又用小船轉運到重慶。由于文物數量大，直到1938年5月才全部運抵重慶。
章宏偉介紹，馬衡隨中路文物同行，每批文物的存放地都要親自考察。后來，為了妥善存放文物，最后在距樂山城區20里的安谷鄉，擇定“一寺六祠”為存儲倉庫。
他在新書中寫道，為使工作有所遵循，故宮博物院于1939年歲暮公布各項章則，如本院附屬辦事處辦事細則等，又于1940年4月制定南遷文物點收清冊記載訂誤暫行辦法。嚴格的制度，細致的管理，確保了文物管理未出差錯。
“在文物遷徙過程中，不光是地方政府和軍隊，老百姓也予以全力支持和配合。”他舉了一個例子：中路文物從重慶遷出，當地人把祠堂貢獻出來，作為存放文物的地點。
有一分材料說一分話
自1933年2月首批故宮文物出京，至1958年9月大部分南遷文物北返，這些“國寶”在眾人的守護下避開炮火烽煙，完成歷時二十余載、行程數萬里的遷徙之路。
圖片來源：章宏偉著《故宮掌門人1925—1949》
在《故宮掌門人1925—1949》中，章宏偉對這段歷史有著比較清晰的介紹。這本書的創作歷時近二十年，至于初衷，則要從他剛到故宮博物院工作時說起。
“20多年前，為了紀念故宮博物院建院80周年，我當時所在的紫禁城出版社接到了一部我們故宮前輩吳瀛先生的書稿，叫《故宮塵夢錄》。”他很感興趣，便自告奮勇來做責編。
從編這本書開始，章宏偉進一步學習、研究故宮的歷史，并逐漸萌生了一個想法：寫一寫1925年至1949年間故宮七位“掌門人”的故事，以及相關院史。
為了寫作，他查閱了大量資料，做了許多考證工作，堅持“有一分材料說一分話”，書中插圖也都盡可能地標注了日期。
“像1924年12月24日，這是故宮博物院故宮物品點查開始的歷史性的一天。這一天的兩張照片，不僅標注了日期，還標上了上午和下午。”章宏偉說。
之所以進行這樣細致的考證和標注，是因為他認為，以往大家用照片的時候，都用的是下午那張照片，“對于開始點查故宮物品這樣重要的時刻，我認為上午這張照片更有意義”。
章宏偉強調，在這本書中，自己希望如實呈現歷史，呈現彼時故宮七位“掌門人”的經歷，讓大家感受到保護承載我們中華文明的故宮的“不容易”。(完)
（責任編輯：盧相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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