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人心中都有自己的追思和祈愿
家家戶戶都有親手制作河燈的傳統習俗
祭禹的鼓樂響起來
放眼全球文明史，人們往往把埃及、巴比倫、印度和中國稱為四大文明古國。埃及之于尼羅河，巴比倫之于幼發拉底河與底格里斯河，印度之于恒河，中國之于黃河，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早期都曾經有過大洪水時代，文字出現之前，也都是以口耳相傳的方式傳遞著古老的歷史。堯、舜、禹便是神話傳說中的遠古英雄，其中大禹的故事更是家喻戶曉，大禹治水的精神一直激勵著千秋萬代，被人們世世代代傳頌和紀念。
從神話傳說到考證歷史人物
“一連串燦爛的名字，從黃帝的血緣中化出；一連串輝煌的神話，在黃河流域的天幕上飛翔。顓頊、帝嚳、堯、舜、禹，這些充滿靈光的中華民族遠古英雄，都是黃帝的直接后裔。”這是1988年版中日合拍的大型紀錄片《黃河》中的一段解說詞，說明了在那個人類文明曙光升起的大舞臺上，中華民族先祖“三皇五帝”，不知上演過多少亙古不變的英雄史詩。
大禹生活的年代正是黃河流域大洪水泛濫時期，也就是孟子所稱“洪水橫流，泛濫于天下”與“水逆行，泛濫于中國”的時期，一般學術界認為大約在公元前2070年前后。著名文化地理學家王恩涌推斷，從當時的自然條件、技術能力、政治集團影響來看，大禹治水范圍可能只限于晉豫冀3省及一些黃河支流流經地區，在其下游平原地區及入海口恐不大可能。當時堯在四岳的推薦下，命鯀去治水，鯀以其局部治水的經驗，采用筑堤的辦法，花了9年時間而失敗，禹遂被四岳推薦去繼續治水，大禹接受了前任經驗教訓，采取了“疏”“淪”“決”“排”的辦法，經過8年的艱苦奮戰，終于戰勝了洪水，安定了天下，因此“舜薦禹于天”，成為部落聯盟的共主。憑借治水中的崇高威望，大禹對外“征有苗，合諸侯，畫九州，任土作貢”，順應天命，在這次大洪水之后，建立了中華文明史上第一個統一王朝——夏朝，中華文明誕生。這里要特別強調，夏朝的建立意義非凡，具有“開天辟地”的重大意義。儒家學派創始人孔子自稱“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孔子的初心、儒家的初心就是理想中的堯、舜、禹政治制度，堯、舜、禹是華夏文明的源頭和根脈所在。
很長一段時期里，人們普遍認為，遠古的神話傳說并不一定存在，更有一些人認為，遠古先民在生存環境惡劣的情況下，對大自然產生恐懼，相信有一種不可支配的神靈存在，于是把日月山川等一些東西圖騰化，并且把部落群體中的一些首領進行了神化，依靠一代又一代族群中的祭司口口傳播，產生了眾多遠古神話傳說，也由此形成了后來各種各樣供奉神靈的廟宇，也產生了如盤古開天、女媧補天、精衛填海、愚公移山、后羿射日、嫦娥奔月、堯舜禪讓、大禹治水等等人們熟知的傳說故事。這類神話傳說又大都在文字沒有出現以前。
近年來，隨著考古發掘的新發現，不斷引進學習西方先進的發掘、保護和研究辦法，許多難題開始破解。以大禹為例，發現的青銅器銘文中均有證明，叔夷鐘銘文的“處禹之緒”，秦公簋銘文的“鼎宅禹跡”，羋加編鐘銘文的“帥禹之緒”，并且與后代文獻《尚書》《孟子》《史記》等書中的文獻記載以及新發現的秦漢竹簡記載互證。
2016年，一個中美地質學家組成的科研團隊在青海省黃河沿岸進行調查，從地層沉積物中發現古代中國發生過災難性大洪水。美國珀杜大學教授分析，“它是過去1萬年來地球上發生過的已知規模最大的洪水之一”“洪水突然上漲，比現代河流水位高出38米，相當于大雨所導致的黃河洪災規模的500倍以上”“對于任何生活在黃河下游的人而言，這場大洪水真的具有毀滅性。”
從祭禹儀式到全民參與地方民俗活動
唐代大詩人李白贊詠“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這可能是所有贊詠黃河的詩歌中最美的詩句，不只是文學夸張，而且還形象地表明了黃河這條發源于青藏高原巴顏喀拉山北麓的巨河，由西向東、由高到低的自然地理走向。在奔流不息地跑了725公里之后，九曲黃河又一曲的地方，出了晉陜大峽谷，出了龍口，形成了一個平緩的沖擊地帶，那個偌大的“幾”字，像母親的懷抱，又像是嬰兒的搖籃，這里就是位于黃土高原東部邊緣，與陜西省府谷縣、內蒙古準格爾旗及鄂爾多斯相望又相接壤的山西省河曲縣。
河曲的歷史可以追溯到更為久遠的古代。那是3.5萬年前的蠻荒年代，在寧夏和內蒙古鄂爾多斯、巴彥淖爾地區，出現了河套人的行蹤，也就是我們所說的古先人，他們已經可以站起來群居生活去創造奇跡，而河套人的活動范圍，考古學家證實也包括今天晉西北沿黃河岸邊的偏關、河曲和保德區域，這要比大禹時代更為遠古。
黃河是中華民族的母親河，是中華文明的搖籃，這是不容置疑的。盡管近年來由于江南地區的浙江發現了良渚古城遺址，并成功申報世界文化遺產，比黃河文明還要早，實證中華五千年的新石器時代人類文化史。而真正流傳下來的至今生生不息的還是黃河文明。黃河哺育了中華兒女，也哺育人類赫赫精英。大禹就是黃河流域的一位華夏先祖，一位治水的遠古英雄。
大禹同炎黃兩帝一樣，是中華兒女共同敬奉的始祖。山西地處黃河中游，又稱“三晉”，古稱河東，是堯、舜、禹的故鄉，史書記載：堯都平陽，舜都蒲城，禹都安邑。從華夏民族文化的形成和發展看，大禹精神就是中華民族精神的象征，“天下為公，公而忘私，以身作則”12個字，體現了中華民族百折不撓求生存、求發展的優秀民族精神。
歲月悠悠，時光流逝。但大禹依舊在，大禹對中華文明的開山之功，超越了血緣和地域，受到華夏兒女共同的愛戴和追思。大河上下，大江南北，不知有多少個祭奠大禹的神廟。如果要評選兩個具有影響力的神廟，以筆者有限的觀察來看，歷史較早、規模較大的要數浙江紹興公祭大禹陵典禮，而深具地域民俗文化特色的要數山西河曲河燈節。
浙江紹興是大禹去世后安葬的地方，這里有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大禹陵。據了解，公元前2059年左右，大禹的兒子夏啟開端祭會大禹陵，夏啟首創的祭禹祀典，是中華民族國家祭典的雛形。從秦始皇、宋太祖、康熙、乾隆，歷朝歷代，均有帝王親赴紹興祭禹。1995年，浙江省人民政府和紹興市人民政府聯合舉行公祭大禹陵典禮，恢復祭禹傳統。之后這一活動又升格為與文化和旅游部共同主辦，形成“北有黃帝陵，南有大禹陵”的文化格局，公祭大禹陵典禮也成功申報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本著“每年一小祭，五年一公祭，十年一大祭”的原則，每年都要舉行祭禹活動，并且整合資源，一節帶多節，有力地擴大了紹興在海內外的知名度和影響力。
河曲河燈節，源于祭奠大禹河神，但顯然沒有紹興公祭大禹陵典禮那般隆重，重心在于民間的“河燈節”。已知最早的文獻記載見于明萬歷《河曲縣志》：明弘治十三年，知縣李邦彥率眾祭奠大禹，放河燈。河曲河燈節更具影響力還與一位帝王有聯系，據《明史·武宗本紀》記載：明朝年輕的正德皇帝視察山西大同防區后，執意繼續西行，于公元1518年來到偏頭關視察防衛，期間來過河曲境內，清人所著《明史紀事本末》對這段歷史有更為詳細生動的敘述，“十月初四日，幸樓子營，已漏下二刻，旌旗夾道，燈火燭空，山川震動。明晨從娘娘灘、太子灘抵紙灰溝營（今河曲縣城），始進午膳，因幸唐家會，祭河神，詔善游者，觀之。”大明皇帝親自來到黃河岸邊的河曲祭河神大禹，這可能是河曲河燈節史上最高規模的盛事了。
河曲河燈節為何選擇農歷七月十五這一天？又為何是這一天祭禹？中國本土道教歷來有三元之說，即上元天官、中元地官和下元水官，由此演化為中國三大傳統節日，這就是農歷正月十五的上元節（也叫元宵節），農歷七月十五的中元節和農歷十月十五的下元節。其中的中元節由于對應的是地官大帝，民間信仰認為陰間是由地官大帝所管轄的，這一天也是地官大帝的生日，要打開陰間或地獄之門，這樣祖先、鬼魂都會從地獄來到人間，人神溝通，從而形成人們最重要的祭祖節日之一，在民間也叫鬼節。
中元節這一天也有放河燈的習俗，最早源于印度佛教，傳入中國，是由寺院興起，起初有盂蘭盆會，在寺院里，誦經供食，焚化紙船，謂之法船，可以“渡出冥孤獨之魂”，也是一種宗教儀式。后來這種形式，逐漸傳入民間社會，有了在河流中放河燈的習俗。試想天上人間，天上明月高空，繁星點點，地下一排排的紙船，在暗夜的黃河流水中猶如萬點螢光，向著遙遠的神秘方向漂流，讓人產生一種無限的想象，因此，在中元節放河燈，就是自己和心靈的一種對話，也是活著的人們對逝去的人們的一種懷念方式。當然河曲河燈節，在祭祖、祭禹的同時，也加入了特定群體。那些在黃河水患中離去的人，那些在戰亂中逝去的人，那些在走西口謀生中失蹤的人，都成為被祭奠的亡靈，體現了其節日的地域性。
上供，燃香，跪拜，招魂，放河燈，祭奠大禹河神；道教，佛教，民間鬼神信仰；繁華集市，滾滾人流，交友游玩，活在當下。所有這一切，相依相存，齊聚在同一天同一個節日，有聲有色，豐富多彩，表達著人們對往日失去的遺憾和對未來美好生活的無限期盼和愿景。
對河曲河燈節的現實思考
從神話傳說中的英雄到真實存在的歷史人物；從祭禹儀式到全民參與的地方民俗活動，河曲河燈節豐富了約定俗成的傳統節日的歷史文化內涵，創造出了一個獨具黃河文化色彩的節日盛典，具有永恒的魅力。可以深信，只要像河曲河燈節這樣具有本源性價值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被保留下來，五千年中華文明就在傳承和發展。大禹創建的“夏”是華夏共同體的標簽，代表著正統，喚醒人們對根脈的記憶，增強人們對本民族文化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就河曲來說，重新認識河曲河燈節重要的精神價值、文化價值和社會價值，要做好以下三方面的工作。
首先要提高認識站位。我們今天為什么要祭禹？這不僅因為大禹是古代的一位治水英雄，同時大禹也是夏朝開國君王。大禹已成為一個文化符號，華夏文明的源頭和根脈在這里，九州歸一在這里，中華文明的誕生在這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由此而開創新篇。為此，河曲要珍惜先人留下的祭禹這份寶貴的歷史文化遺產，從更好地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高度，大力提倡和弘揚大禹精神，從思想和行動上，重視辦好河曲河燈節，以提升河曲城市的文化軟實力和競爭力。
其次保護和傳承好這一筆非物質文化遺產。無論從文化基因、國家文化安全，還是世界文化多樣性等多方面價值評估來看，河曲河燈節都具有其獨特性，傳承和保護勢在必行。現階段除保護維修好禹王廟、護城樓等與大禹有關的文物建筑場所外，應重視非遺傳承人的保護和河燈制作技藝的傳承和創新。河燈節關鍵在于紙船河燈的制作，政府要為紙船河燈非遺制作傳承人搭建平臺，在節日期間進行現場展示、展演和評比活動，突出手工制作，提升河燈節的文化檔次和品位。要以市場為導向，根據游客的要求，現場定制，創新開發出更多豐富多樣的紙船花燈，以及不同材質的紙船花燈文創紀念品，真正讓非遺產品“活”在當下，走入現代人的生活。
最后要打好河燈節這張文化品牌。河曲是文化資源大縣，在這里最集中地體現了黃河文化的精華，如此富集在全國也是極其罕見。把河曲二人臺、河曲民歌和河曲河燈節三大文化品牌，通過更高、更大、更多樣化的舞臺，展示出其獨特的風采和實力，是河曲實現文化強縣的必然選擇。河曲縣河燈節具有一定的影響力，但巨大的文化潛力仍待開發，要努力打造成一個全國性的黃河文化知名的節慶品牌。此外要在縣城建立大型的文化標識物。一個文明城市，應該能讓人一眼就聯想到這個城市歷史文化的標志物，河曲可在現有濱河大道及周邊文化廣場設施的基礎上，整合改造，重新升級開辟三個主題文化公園，分別設計體現走西口這個人口遷徙事件及大禹、民歌傳承人形象的雕塑，達到歷史積淀與現代性的有機統一，讓河曲的黃河文化更亮麗，更有視覺沖擊力，更讓人熟知，更有久遠的傳播力。（本文圖片均為秦文理攝）
（責任編輯：盧相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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