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群萃
《隴關道》是一部關于絲綢之路的游記。提及中國境內的絲綢之路，人們常常有這樣的偏執：只有進入河西走廊后，才算到了真正的絲綢之路。其實，西出長安不久便會遇到第一重屏障——隴山。對于這座山，胡成在《隴關道》里曾這樣形容：“秦人西去，隴山是迢迢萬里路的第一道驚悸。不只因‘其坂九回，不知高幾里，欲上者七日乃越’的險峻，更有從此家國難歸的凄惶。”
古人在隴山探索出兩條路：一條是沿著涇水河谷的蕭關道，一條是先走渭水、再溯汧水的隴關道。蕭關道在北，俗稱“北道”；隴關道在南，俗稱“南道”。唐亡以后，隨著傳統絲路的衰落，隴山也漸漸淡出文人的視野，《隴關道》講的正是這處絲路古道上的人和事。“我對歷史的興趣，由盛唐降至晚清，足下仍是絲綢古道，眼見得卻是衰草斜陽。”胡成在《作者手記》中這樣說。
一位優秀的游記作者應當熟識地理，并充滿實地踏勘的勇氣。沒有對自然山川通徹的認知，地理空間與心靈空間撞擊后產生的感受便無法傳遞給讀者。“他出隴州，我入隴縣。”這句話雖短，但空間感極強且信息量巨大。一“出”一“入”，相隔兩個多世紀，而地名也由“隴州”變為了“隴縣”。
一部厚重的游記缺不了“史”。除了對歷史事件的鋪陳，《隴關道》也具備宏大的歷史感。“八百里秦川，中國最偉大的一片沃野，秦漢隋唐肇興于此，是我們最初的榮耀之地。”這一句寫得極其恢宏，只三十三個字，就道出了關中地區在中國人精神世界中的地位。
一部溫暖的游記少不了對歷史的同情心。督撫陜西的畢沅曾對轄區內重要歷史遺跡立碑為記，然而其中部分卻被認為有張冠李戴之嫌。胡成是這樣理解這種時代局限的：“記錄卻是客觀的。如果所記之處還在那里，我們可以再去細考；如果已經湮滅，我們起碼還能知道，這里曾有一冠，那里曾有一鹿。”
一部扎實的游記需要通過具體的“物”去承載歷史。對于所描繪的歷史與地理空間來說，這個“物”不僅是一個能夠從容收納人物、歷史的容器，也是所在城市的脊梁，如《西安》一文中的碑林。就碑林而言，它為我們提供的精神慰藉是西安這座城市所獨有的。碑林外，沿城根兒坐下，要上兩個饃，掰好，吩咐老板煮來。這一頭空氣里彌散著葫蘆頭特有的香氣，那一旁的朱門內藏著千年國本。豬大腸與古碑、酒香與墨香、大俗與大雅，仿佛就是歷史在這座城市里的縮影。一座城市有了這樣的“物”，便永遠都是健朗的。
《隴關道》中描寫的人物眾多，既有封疆大吏、學者、軍人，亦有史書向來疏于記錄的布衣黔首。胡成對湮滅在歷史中的小人物充滿了悲憫之情，他在《西安》中講述了金圣寺的毀滅，之后便感慨死于戰火的團總石倉：“如果不是這場戰爭，未到古稀之年的石倉，或許正坐在香火仍旺的金圣寺山門外，袖著手，瞇著眼，看著陶家的車馬緩緩走過。”文中的陶家車馬里坐著的是三十年后隨父入疆的陶保廉，他為我們留下了一部“切于身心家國”的《辛卯侍行記》。而與之并重的《河海昆侖錄》則是更率性的游記，提及碑林，這位進士出身的謫官按捺不住內心的興奮：“凡余四十年來目見夢想諸名碑，咸在其中，得手模而遍讀之，真人生快事。”
我們向來不缺乏宏偉的歷史敘事，但疏于關懷心靈的細節。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六月，萊陽人趙文耀在幽暗的石壁上寫下了“因題洞壁，以志歲月”的題記。公元2020年，胡成用這本《隴關道》完成了他的“以志歲月”。幾十年、數百年后，若有人再次關注起這條貫通關隴的古道，第一個想到的或許就是這本書。在書中，行、站、坐、臥的是隴山兩側那些有名有姓、有父有母、知冷知熱的眾生。
（責任編輯：盧相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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