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如何改變我們的歷史》，于賡哲著，中華書局出版
歷史上每次大疫病都伴隨著政治、經濟和思想的巨變，尤其是后者
歷史上，疫病除了影響健康，還對社會穩定、社會結構和人的思想造成沖擊。歷史上每次大疫病都伴隨著政治、經濟和思想的巨變，尤其是后者，往往是在面對死亡和恐懼之時人類真實情感的爆發，以往掩蓋在平安祥和氣氛下的思想分歧也會日漸顯著。關于這一點，大家能立即聯想到的是黑死病之后的文藝復興，這大概是疫病改變世界、改變思想的最著名的例證。實際上類似的事情廣泛存在于全球范圍內，疫病與文明的興衰、疫病與戰爭、疫病與經濟、疫病與醫學思想的巨變、疫病與社會分歧……相關例子不勝枚舉。
隨著文明時代的降臨，人口逐漸密集，貿易、戰爭逐步增加，傳染病開始獲得廣闊的舞臺。可以說沒有文明時代，也就沒有人際傳染病的頻繁密集發生。但是，傳染病是有自己的發展史的，同樣一種疾病，在各個歷史階段也有不同的形態，細菌、病毒、螺旋體、衣原體、支原體、原蟲等病原微生物，其實從它們的角度來看，它們的目的和人類一樣，都是繁衍生存。就病毒而言，自然界對于病毒也有篩選機制，殺死所有宿主對于病毒來說并非最優選擇：病毒本身會隨機變異，其中毒性過強的因為殺死宿主太快而導致自身也滅絕了，傳染性弱的因為無法有效傳播而滅絕，篩選留下來的病毒體現為傳染性強、毒性弱，這是很多病毒性傳染病發展的規律。也就是說，病毒要盡可能多繁衍，盡可能少殺死宿主。所以有的疾病剛開始出現的時候十分酷烈，但隨著進化會逐漸降低烈度，例如梅毒、艾滋病，再例如正在全球肆虐的新冠疫情。
文明的發展最終是可以提供更強大的應對疫病的手段
在人類社會早期階段，各個文明的體量還不夠大，往往一場疫病就能摧毀一個文明。隨著文明實體的不斷壯大，人類對抗饑荒、瘟疫和氣候地理變化的能力也在增強，所以，文明的發展最終是可以提供更強大的應對疫病的手段。當然，文明程度越高，瘟疫傳播的速度就越快，但同時人類應對手段也會更加先進。總的來說，傳染病在人類疾病圖譜中所占比重已經開始走下坡路，不再是導致人類死亡的主要原因。隨著人類營養條件改善，現代化的醫療技術和公共衛生體系的進步使得傳染病退居次席。正是在人類接連戰勝天花、結核、鼠疫、瘧疾、霍亂等疾病后，癌癥、心腦血管疾病才逐漸凸顯出來。
新冠肺炎疫情最矚目的就是其全球化色彩。病毒借助現代化的交通體系可以在數日甚至十數小時之內傳至萬里之外，進而蔓延成全球性疫情。全球化的疫情本就是全球化生活的附屬品，自古以來便是如此。而全球化大大促進了人類文明水平提升，也能提供更多的疾病應對手段，從這個角度來說，成也蕭何，敗也蕭何，人類既然不可能靠封閉模式發展，那么也就必須正視全球化所帶來的全球化疫情。這是人類前進的必要代價。而且以現代人類的科技和組織能力，這個坎必須也必然能夠邁過。
文明客觀上可能為傳染病的傳播提供途徑，但文明因交流而強大，強大的文明和現代化的衛生體系能夠反過來克制傳染病的傳播。中國古代十室九空的疫病慘景已經不可能再現，歐洲殺死近一半人口的黑死病也只存留于記憶之中，威脅人類健康的因素中，傳染病已經式微。
所以說，全球化是幾千年來人類發展的結果，是人類壯大自己、豐富自己的必要途徑，瘟疫是與它相伴相隨的“副產品”，任何事物都有正負兩面，瘟疫是人類發展必須要付出的代價，因為瘟疫而終止全球化，不是也不可能是我們的選擇。更何況，全球化還能帶來更有效、更全面的對抗瘟疫的手段，人類的歷史尤其是最近百年的歷史，就是一部不斷克制瘟疫的歷史，任何新的疫情都不會徹底扭轉全球化的趨勢。克服它只是時間問題。
《疾病如何改變我們的歷史》所提供的，不是“中國醫學史”，或者“中國疾病史”，而是將疾病和應對疾病的手段作為“讀史”的窗口，介紹重大瘟疫、防疫措施、古代醫療系統、長生藥與政治、神秘而虛無縹緲的蠱毒與瘴氣、古代外科手術尤其是華佗事跡的真假、割股療親是否真有治病功效……從中不僅要看到疾病對歷史進程的影響，還要看到人們為了對抗疾病、追求健康與長生時采取的種種手段對歷史進程的影響，以及疾病對古代中國思想的沖擊，對許多人人生的改變——盡管有時他們可能完全沒有意識到這種改變源于疾病。本書力求做到深入淺出，呈送細節，不作大而化之的概述，而是盡量將一些歷史碎片綴合在一起，展現疾病與歷史進程關系圖譜；不求面面俱到，但求能夠讓枯燥的史料鮮活起來，展現人類生活史“另一面”的部分細節。細節有時最能打動人心。（作者于賡哲，為陜西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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