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倉的小說具有強烈的自敘傳色彩，這也讓人從中可以感受到某種天然的信任：故事的真實和情感的真摯。《止痛藥》說的是一個以陜南農(nóng)民身份進入上海的青年，卻與這座城市產(chǎn)生了緊密的聯(lián)系，從此無法離開。小說以章節(jié)交替的形式，讓發(fā)生在上海和陜西丹鳳大廟村兩個地方的故事交錯呈現(xiàn)。
小說里的主人公陳小元闖入上海并非偶然，他不是因為謀生打工才來到這里，上海是他在鄉(xiāng)村土炕上就夢想過的地方。陳小元一睜眼就與這座城市的代表性人物相遇，他被一個事后才知道叫鳳姐的人一腳踢醒，而這位鳳姐是地道的上海人。陳小元在懵懂的交流中，無意掉入了命運的漩渦，從此無力自拔。
陳小元這個在大廟村打棺材的木匠，與鳳姐之間的差距根本不需要分析，但他最大的優(yōu)勢就是不怕別人嘲笑，始終堅持自己的夢想，內(nèi)心坦坦蕩蕩。在上海與大廟村之間，陳倉搭建了一個極不穩(wěn)定的平臺，設置了一種極其危險的關系。我想起陳倉的同鄉(xiāng)賈平凹長篇小說《秦腔》中，引生深愛著“村花”白雪，然而這是一份毫無希望的單向苦戀，在冰冷的現(xiàn)實面前，純粹的愛情不可能是止痛藥，反而是撒在傷口上的鹽。白雪最后嫁給了在省城里有公職身份的同鄉(xiāng)夏風，即使對后者并無感情，但二人的匹配度決定了他們生活的穩(wěn)定性。
《止痛藥》里的陳小元和鳳姐完全不在同一片天空下，然而怕的就是一個人有了夢想且不顧一切去追逐，陳小元便是如此。夢想是一種意念，它不切實際卻又異常執(zhí)著，所以注定不可能與時代同步變化，有時會顯出概念化、“陳舊性”的特點。比如在陳小元和鳳姐之間，導致他們不能在一起的阻力不是“白天鵝”鄙視窮小子，而是鳳姐的母親——一個典型的上海老太太橫在他們中間，讓二人永遠無法走在一起。
鳳姐的母親顯然是個概念化的人物，她只起到一個作用，就是把鳳姐推向一個瑞士人，再把陳小元從鳳姐的身邊棒喝打走，這就注定了鳳姐不可避免的悲劇：她不可能與那個瑞士人結(jié)婚，也不可能和陳小元走到一起。鳳姐雖然看上去是個光鮮漂亮的知性女子，事實上卻是一位完全受母親管制的不幸女性。陳倉依據(jù)從前的想象，表達的是早已萌生的夢想，他對這種夢想必然要破碎早有自己的認定，于是就在描繪美好夢想的同時，又極力地用自己的筆拆毀它，只有這樣才可能滿足某種平衡。
這種平衡更集中地體現(xiàn)在陳小元的命運結(jié)局上，一方面他居然像中世紀的愛情追逐者一樣，經(jīng)歷了倉皇跳窗而逃導致終身殘疾的慘劇；另一方面，他又似真似假地成了鳳姐女兒的父親，最后他就帶著這種巨大的創(chuàng)傷和意外的“收獲”重返大廟村。小說展開了一個極不平衡的雙重世界，從中我們讀到了鳳姐對陳小元缺乏依據(jù)卻也因此更顯純粹的愛情，陳小元即使終身殘疾也無怨無悔的執(zhí)著，包括他對上海毫無怨言的眷戀。女兒鳳妹不僅讓他享受了親情，而且也讓他和上海有了不可剝離的關系，他在痛苦中滿足著。
讀陳倉的小說，有時會讓人想到郁達夫、廬隱等人小說里塑造的“煩悶”的“零余者”形象，特別單純卻又異常堅定。在《止痛藥》里，陳倉始終把陳小元塑造成一個樂觀面對痛苦，朝著夢想跋涉的有志青年。陳小元為自己獲得的每一點進步而興奮，不因為屢受挫折而遷怒于任何人，他相信愛的力量，相信人生痛苦可以通過愛得以緩解甚至治愈，并始終堅信愛是最好的“止痛藥”。這是多么善良的愿望，而且“這理想之花就盛開在現(xiàn)實的土壤中”。
我曾經(jīng)認為，賈平凹《秦腔》里敗落的愛情因為引生徹底的善良而得到彌補，這種以善作為愛情失敗的補償，也是很多中國小說家自覺的選擇。在陳倉這里我仍然讀出了這一點，他為自己筆下人物開出的治愈痛苦的藥方依然是愛——因為他筆下那些帶有自敘傳色彩的人物所理解的愛，從一開始就包含極其深厚的善的元素，愛與善本來就融為一體，從未分開。（閻晶明）
（責任編輯：盧相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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