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大批文化、教育機構向西南、西北的廣闊后方撤退。昆明城中，西南聯大的教師們通力合作，在鐵皮頂的教室里培養出了一批頂尖人才。烏蒙山脈另一側的貴州，竺可楨帶領浙江大學進行了多次遷移，每一次他都要親自考察轉移路線和校址。在延安，《黃河大合唱》第一次演出，為豐富樂隊演奏的層次，冼星海以煤油桶作低音二胡，鐵勺、搪瓷缸、臉盆輪番上陣充當打擊樂器，激揚的歌聲一路傳往前線……張慶國的《綠色的火焰》（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出版）就是這樣一部以抗戰大后方為背景，全景式敘述文化抗戰活動的非虛構作品。
面對如此廣大的地理范圍、如此繁多的歷史人物與事件，要在全景式記錄與個體化敘事之間求得平衡，作者首先要做的就是取舍。他嚴謹挑選了建筑、教育、文學、戲劇、出版及文物保護等不同領域和不同地域的內容作為書寫對象，通過刻畫個體的經歷與選擇，由點及面串聯起相關事件與時代背景，讓大后方文化抗戰的壯闊圖景在可敬可感的人物故事中自然鋪展。
由此，我們得以看見在寒風中獨自拽著鐵鏈，爬上應縣木塔塔尖測繪的梁思成；看見從茶葉鋪伙計蛻變成《大公報》“筆桿子”，堅持在山洞中辦報的王蕓生；看見故宮文物南遷到樂山時，主動打破無人敢接的寂靜，將當地廟宇祠堂及自家住宅騰出來用于存放文物的安谷鄉鄉長劉釗……書中出現的文化活動當事人近百名，其中不乏默默無聞的普通百姓，戰火紛飛，顛沛流離，不知勝利在何時，但他們沒有一刻放棄自己的職責。
《綠色的火焰》以大量的歷史事實構建作品骨架，以克制的文學想象填充作品血肉。通過文字，架起一座跨越時間的橋梁，尋找那些飽含情感的共同記憶。為此，作者不僅大量閱讀史料、專著、傳記等材料，而且堅持凡是故事發生地自己一定要到達。以宛平城為起點，尋訪緩緩展開，100多天的田野調查，他寫下15萬字的調查日記，整理出50萬字的采訪錄音。如作者所言：“文本中出現了兩條敘事的河流，一條是歷史事件——寬闊的記憶之河；一條是行走中國的‘我’——涌動的現實之流。”這兩條河流相互交織，尋訪者與文化活動當事人遙相對望，不但打破了大歷史與普通讀者之間的壁壘，更拓展了作品的敘述空間，使歷史的縱深感與現實的在場感相互映襯，呈現出更豐富的層次與張力。
回望14年抗戰，炸塌的廢墟旁依然歌聲不輟，鄉間田野里依然有學校在育人，山洞里依然有報紙在源源不斷印出。以壓倒一切困難而不為困難所壓倒的決心和勇氣堅守著、斗爭著，這正是偉大抗戰精神的生動體現。當年，西南聯大學生兵分幾路前往昆明，其中一部分組成最為艱苦的步行團，詩人穆旦就是他們中一員。他在途中寫下詩歌《春》，“綠色的火焰在草上搖曳，它渴求著擁抱你，花朵”，本書書名《綠色的火焰》便來源于此。在那歷經磨難的歲月，中華文明之火以另一種形式燃燒綻放著，始終熾熱，始終飽含深情。（田宏林）
（責任編輯：盧相汀）
晉公網安備 14090202000008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