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黨中央領導下，新中國外交經過20多年的實踐，經受住了嚴峻考驗，取得偉大成就，使新中國在風云激蕩的國際環境中站穩了腳跟、打開了局面、贏得了尊嚴，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決議》重點從“徹底結束了舊中國的屈辱外交”、“打開對外工作新局面”、“贏得國際社會特別是廣大發展中國家尊重和贊譽”等方面對新中國外交成就進行了總結。對此，可從以下3個方面加深認識。
第一，制定新中國外交方針。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世界上逐漸形成以美蘇兩大強國相互對峙為特征的兩極格局，出現美蘇之間的矛盾同帝國主義與和平民主兩大陣營、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種社會制度相互對抗交織的局面。基于這一形勢，1949年上半年，毛澤東同志先后提出“另起爐灶”“打掃干凈屋子再請客”和“一邊倒”的方針，即不承認國民黨政府同各國建立的舊的外交關系，取消帝國主義在華特權；把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殘余勢力清除干凈之后再考慮建交；明確宣布新中國站在社會主義和世界和平民主陣營一邊。根據以上方針，新中國一成立即同蘇聯建立外交關系，并先后同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匈牙利、朝鮮、捷克斯洛伐克、波蘭、蒙古、德意志民主共和國、阿爾巴尼亞和越南等10個人民民主國家建立外交關系。1950年4月至1951年5月，又同印度、印度尼西亞、緬甸和巴基斯坦4個亞洲民族獨立國家，以及瑞典、丹麥、瑞士和芬蘭4個歐洲資本主義國家建立外交關系，邁出了打破美國遏制和孤立政策的重要一步。同蘇聯締結《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著手廢除舊中國與外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先后收回帝國主義在舊中國擁有的海關管理權、駐軍權和內河航行權，徹底結束了舊中國的屈辱外交。
第二，爭取有利于我國建設的和平國際環境。新中國成立后，黨在外交方面展開了積極的工作和斗爭。倡導和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并倡議將此作為處理國際關系的準則，被國際社會普遍接受。首次以五大國之一的身份出席日內瓦會議，作為重要參與方出席萬隆會議。加強對美斗爭，堅決頂住來自蘇聯的巨大壓力，反對“老子黨”，維護了國家主權、民族尊嚴和黨的尊嚴。支持和援助世界被壓迫民族解放事業、新獨立國家建設事業和各國人民正義斗爭，反對帝國主義、霸權主義、殖民主義、種族主義。這些努力和斗爭，為新中國剛剛開始的大規模經濟建設爭取了一個較長時期的和平國際環境。
第三，打開對外工作新局面。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后20多年的發展，20世紀70年代初國際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這為新中國外交戰略的轉變提供了機遇。1971年10月25日，第26屆聯合國大會以壓倒性多數通過2758號決議，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1972年2月，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中美雙方經過會談，于2月28日在上海發表《中美聯合公報》，標志著兩國關系正常化進程的開始，中美關系實現緩和。1972年9月25日，日本首相田中角榮來華訪問，中日關系得到改善。到1973年底，中國已基本上完成同美國以外的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建交過程，同歐洲共同體也建立了正式關系。中國同這些國家在經濟、貿易、科技、文化等方面的合作都有了良好的發展。中國同東歐各國的關系也有了不同程度的恢復、改善和發展。中國發展了同亞非拉許多國家的友好合作關系，并形成又一個更大范圍的建交高潮。中國先后同40多個亞非拉國家建立了外交關系，從各個方面堅決支持這些國家捍衛自己的民族獨立和國家主權、反對外來侵略和干涉、維護本地區和世界和平的正義斗爭。黨提出劃分三個世界的戰略，作出中國永遠不稱霸的莊嚴承諾，贏得國際社會特別是廣大發展中國家尊重和贊譽。
到1976年，同新中國建交的國家已經有110多個，這包括了當時世界上的絕大多數國家。新中國外交取得的成就極大地改善了國家安全環境，也為“文化大革命”結束后中國的改革開放和更加積極地參與國際事務創造了有利前提、打下了基礎。（據《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決議〉學習輔導百問》）
（責任編輯：梁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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